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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野民俗志的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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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继承。
建设田野民俗志，可以总结我国民俗学田野作业方面的学术史。
广义地说，20世纪以来，在前、后期两个阶段，在我国民俗学的领域里，从事过田野作业的学者，大约有三种人：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们是现代文学、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和宗教学等各个门类的学者，曾热心地搜集民间文学和民俗资料，出版了理论著述，在本学科领域和早期民俗学界都有较高的知名度，开启了双方现代学术活动的先河，北京大学历史学者顾颉刚等赴妙峰山采风的活动，成为现代民俗学田野作业史上一个开端。
二是专业民俗学者，他们创办了民俗学会等团体组织、建立了专业学术制度、出版了民俗学书刊、开办了民俗学大学教育，创立了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两门学科，并在中国这个文化大国中，使之跻身于学术之林。
民俗学者的田野作业，分学者自己下乡搜集和基层文化工作者搜集两种形式，在中山大学时期、杭州时期、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包括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时期等，都有大规模的活动，积累了历史经验、科学见解和田野成果。
三是外国学者，他们有的属于个人学术旅行，有的是与本地学者合作、有的成立了社会调查组，先后到达了华南、东南、华北和西北等地，进行田野考察，撰写和出版了一些著作。
改革开放后，国内开展了多地域的中外联合田野作业，所搜集的资料和研究项目，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田野作业”
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总之，在我国民俗学的田野作业史上，学者纷纭、方面众多、内容复杂，需要进行专门的梳理和总结。
建立田野民俗志，可以弥补这一缺陷。
其次是发展。
五四民俗学者大都有深厚的国学功底，特别是清代朴学功夫，加上接受五四的平民思想，推崇西方的民主学说，因而，在探讨民俗学的学理上，所提出的学术观点，与田野作业的实证理论，往往是深层相通的。
他们博大精深而总览其成，把民俗资料与书面文献打通研究，还能够指出民族共同体文化中的一些带有本质性的特征，把某些民俗传播规律写深说透，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过人之处。
在他们之后，民俗学者继往开来，贯通古今，也解决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中的许多课题。
但是，相比之下，现代民俗学者就不完全一样了。
不少人失去了修炼国学的文化环境，缺乏充分的相关学科理论修养，又不大重视自己去搜集民俗资料，只当“图书馆里的老鼠”
或“网虫”
，这样写出来的民俗研究文章就未免要大打折扣了。
与他们条件相反的是，基层文化工作者搜集了大量的民俗资料，却苦于没有理论训练，不知如何分析利用，好钢用不到刀刃上。
这些研究者或搜集者都无法照亮对方。
另一种常见的情况是，把田野作业只看成是搜集资料，这也是偏见。
田野民俗志说明，民俗学的理论研究从搜集田野资料的第一步就开始了，从那时起，民俗学者就处在理论批评的资料旋涡中。
成功的学者，其驾驭能力是双向增长的，学术建树也是双向进行的。
现在有些学术争论，因偏执一方而喋喋不休，甲说甲的理论，乙说乙的理论，谁也不听对方的道理；或甲出示甲的资料，乙出示乙的资料，谁也不看对方的资料和资料之间的联系，结果争来争去无穷期，无法形成研究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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