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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新民族志与中国民俗学田野作业的方式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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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中国现代民俗学田野作业的历程
1982年，一位美国人类学研究生邓纳（FlorindaDonner）出版了一本书，名叫《Shabono：在南美密林的荒凉和魔法地带的奇遇》，书中叙述了作者在委内瑞拉进行田野作业，被当地人选中，加入了他们的神秘群体，与他们共同生活，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
这本书出版后，很快引起了美国人文科学界的重视，许多资深学者发表评论，或褒或贬，一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赞赏者认为，邓纳的工作特别出色，“以少有的优美文笔描述了当地印第安人的精神世界，把他们在仪式中依然传承的神秘性和权威意识传神地告诉了读者”
。
批评者认为，邓纳的田野作业时间不够，没有足够的时间与本地人相处，让人对她在当地的经历发生怀疑，又在书中使用了别人调查的二手资料，有剽窃之嫌[1]。
也许，对于刚刚出道的邓纳，这些要求近乎苛刻，但让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透过这场讨论的背后，依稀可见西方现代学者头脑中的民族志田野作业框架以及它所能带给中国民俗学者的思考。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西学术加强了沟通，进一步促进了本土学术建设的进程。
本节从中国的资料实际出发，总结在现代中国社会的背景下，本国学者或中外学者合作做过的田野工作历程以及相关的理论思考。
这方面的工作，在时间上有先后，在不同的历史事件之间也未必都有联系，但就学者的田野作业意识和方法的专业性而言，双方还是有可比较之处的。
通过比较，可以对中国学者的田野作业特点认识得更为清楚，以坚持自己的好东西，也可以对外来的先进经验取长补短。
20世纪以来，我国大多数学者关于田野作业的著述，都是以采风的历史传统或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观念为支配意识，讨论搜集民间文学作品和相关民俗的观点与方法。
在此姑且划分为文本式田野作业。
其中，文本式田野作业，指学者到民众中收集民间作品，形成记录本，然后对这些文本开展研究；民族志式田野作业，指学者采用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其他多种理论和方法搜集民间文化资料，除了收集民间文学作品，也注意到搜集与作品相关的民俗环境、民众生活和民众观念等资料，然后对所得资料展开综合研究。
两者还都不能等同于西方的民族志田野作业。
而把我国的现代田野作业分成文本式的和民族志式的两种，也带有相当的局限性，因为它们不一定都是民俗学者的著作，还有一些出于历史学者、民族学者、社会学者、语言学者、宗教学者和文艺学者之手。
仅就民俗学者的田野作业而言，两者也时有交叉，区别也是相对的。
以下，出于叙述上的方便，我们把两者分开讨论。
所使用的分析资料，主要是与五四运动以来新民俗学运动有关的学者著作或论文，它们曾对国内各个时期的田野工作产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在反映我国学者的田野作业思想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节所使用的学术著述，主要有以下11种：
1.顾颉刚：《妙峰山》，搜集资料年代：1925年。
广州：中山大学语言与历史研究所，1928年出版。
2.钟敬文：《钟敬文采录口承故事集》，搜集资料年代：1922—1926年。
张振犁编，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
3.何其芳、张松如：《陕北民歌选》，搜集资料年代：1938—1943年。
原抄写本发行于1945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出版[2]。
4.刘兆吉：《西南采风录》，搜集资料年代：1938年。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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