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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例五北京账簿老字号成文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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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作业时间：2006—2014）[1]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大问题，即在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国家政府与商人之间关系具有某种重要性。
在某些关键时期，商人的商业活动对国家政府及其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商人和政府官员的目标不同，但他们也有共同利益，这使他们在某些条件下具有结盟的可能性。
现在也有这种情况，21世纪仍在讨论政界与商界的微妙关系。
我们拟以北京成文厚为个案，考察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初北京商人和商业活动所受到的政府决策的影响，重点考察时段为1942年至1952年，由一个商号的变迁，考察新国家的社会进程模式。
主要讨论三个问题：商人和商业活动的资料、商人的商业经营能力和管理成效、商人理念与基层政府决策的微观比较分析。
在此基础上，尝试进一步讨论城市中小商号变迁的社会趋势，阐述对中小商号的社会史研究在构建政治史中的价值所在。
成文厚[2]，位于北京西城区西单大街139号，1935年在北京始创，原为私人家族企业，源自山东省招远县孟格庄村。
自晚清至民国时期（1821—1949），该村刘姓农民创建了声势很大的书铺业，主要经营文具纸张和书籍，在国内16个省（市）开办了“诚文信”
和“诚文厚（成文厚）”
等著名字号，对内又称“大书铺”
和“二书铺”
。
北京成文厚的创始人为刘国樑，是二书铺的第三代商人，1909年在山东老家出生，读过7年私塾，1925年到东北长春和吉林成文厚学徒和做事，1935年到北京，时年27岁。
1942年，他吸收现代会计知识，开拓了北京城市账簿业市场，将北京成文厚的发展带入了鼎盛期。
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成文厚公司首任经理，兼任同业公会副主席。
1953年，他在“三反”
“五反”
运动中被定性为“严重违法户”
，离开公职。
1980年，成文厚被商业部命名为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
现在成文厚仍在开业，已有74年的历史，距其家族企业史也有近200年的历史。
本项研究不是以经济史为导向的，而是运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了解国家政治变迁中的城市商人和商业活动。
在北京现代史上，在民国初期，城市社会政治发生了剧烈的动**，这是由帝制的终结和新政权的艰难交替造成的。
至民国中期，日军的入侵，再次给北京造成了社会灾难。
一般认为，商人在动**的社会环境中很难生存，但成文厚提供了另外的事实：在民国现代史的进程中，市民和移民社会身份的断裂反而使行业成为城市社会的主要个体身份标志，行业技能和现代专业知识传承成为城市社会分层的新基础。
可能正是根植于这个基础，促成了城市商业经济现代化的发轫。
为此，我们需要了解民国时期北京商业的行业化取向，及其成为城市社会分层和城市社会网络的新成分的具体过程与动力。
我们主要通过个案分析，使这种社会史方法的探究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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