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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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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从“十年”
到“十年”
在我的心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字眼：“十年。”
那是一个曾给我以“**”
印象、知青身份和被南驰北往的火车载着失学的无限苦恼一次次地从城市运往“田野”
的年代。
从此我和别的插队生一样，学会了修理“地球”
这个词，用来比喻自己的“新农民”
职业。
它的含义当然和现在所说的“地球村”
不一样。
它在浪漫气质下掩藏的小资意识，在精神夸张中忽略干科学事业的具体条件的盲动热情，在艰苦奋斗中丧失理论品质的迷茫心态，都是那一代人所熟知的。
那个年代，人在“田野”
，身不由己，我还第一次接触了农民，被安排和他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劳动、学习和开会在一起，看他们怎样种田、怎样说话、怎样花钱、怎样婚丧嫁娶、怎样相互往来、怎样分家析产。
而且，看也得看，不看也得看，不然一天早上，我们这个“新农民”
阶层突然被创造出来，又被突然送到他们面前，两个群体如何面对、如何相处呢？那时我们还被要求“消化”
到他们中间去，包括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两者之间的距离越小越好，没有更好。
这种人生经历算不算是“田野作业”
呢？在我读了民俗学专业的研究生以后，这成了悄然飘浮在我脑际里的小问题。
1995年夏天，我到芬兰参加国际民俗学会举办的民俗学高级培训暑期学校，此行令我眼界大开。
学校的主讲教授组成了当时欧美和亚洲一些国家田野工作者的顶尖阵容，里面有本书中多次提到的芬兰民俗学家劳里·航克和安娜—列娜·茜卡拉、德国民俗学家鲍辛格、美国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鲍曼以及口头程式理论的继起人物、美国人类学家弗里。
鲍曼的讲课给我印象最深，记得他自始至终地站在那里，从头到尾地埋首念讲稿，操着纽约口音，语速很快，白色的稿纸像雪片一样一张一张地从他的指缝间飞下，一摞厚厚的讲稿在规定的30分钟内准确地念完，没有任何寒喧客套，台下却照样刮起了一场掌声的风暴，听者不约而同地用掌声赞叹他的理论思想的强劲力量，而且都知道那力量的源泉正来自田野。
我被分在赫尔辛基大学民俗学教授安娜-列娜·茜卡拉指导的一组，同寝室的室友是劳里·航克的学术助手玛利娅，这使我得以随时向她们请教芬兰的田野作业情况。
安娜-列娜·茜卡拉从赫尔辛基带来了一个笔记本电脑，每天下午开小组讨论会时，她就用它来打字，记录我们的发言要点，并当场把她的总结意见打印给我们，这种写作方式和工作速度，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跟我在乡下趴在炕沿上写“学习体会”
完全是两码事。
在一个单元工作结束后，她就把那个“笔记本”
放在一只暗红色的皮箱里，拎走离开。
看着她那双细瘦的皮鞋踏在青草地上匆匆远去的样子，人们会联想起她在田野中的倩影。
据说她的田野远足之处，抵达过芬兰的东部、瑞典的南部和俄国的西伯利亚，还曾和她的社会人类学家丈夫一起到过南太平洋的玻利尼西亚群岛，做了十年的田野作业，因此她会说芬兰语、瑞典语、俄语、玻利尼西亚土语和英语。
我听后有些惊讶，问她是否如此，她却平淡地说，芬兰的民俗学者人人都是这样，劳里·航克就能熟练地用四种语言工作。
芬兰是国际民俗学的大本营，历时百年而一直保持中心地位，到20世纪末仍能凝聚像鲍曼这样的大学者，这可能是其中的一种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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