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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田野报告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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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俗学专业来讲，自田野作业始，就不是单纯地捞材料，而是知识增殖和理论个性化的过程。
它的结果，是形成民俗学的田野报告。
它专门记录和阐释一国多民族的民俗事象，是田野民俗志的一部分。
一、田野阐释的知识增殖理论
民俗学田野报告处理田野调查点的资料，从三个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大多能形成对民俗资料的理论层面的新认识，即民俗环境、民俗承担者、民俗标志物。
民俗环境，指民俗事象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人口结构，家庭、村落、社会组织的结构，它们的历史与现实变迁；地理条件，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它们的历史与现实变迁；对国家上层历史的有意识的文献记录、地方基层政府的史志记录和下层社会流传的各种刻本、手写本、与口头资料，它们对民俗环境的描述史与其对地方社会变迁的影响等。
田野报告需要补充、整理、辨别和运用这些资料，把调查点放到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同时也恢复调查点的民俗环境史。
田野调查工作是在现实日常生活中进行的，是通过共时观察推导历时传承的工作。
但我们在前面不止一次地说过，地方社会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历时状况与变迁过程，有时是凭肉眼无法看到的，需要借助各种历史文本做学术上的恢复工作。
而在利用历史文献恢复民俗环境上，要小心谨慎，因为从前的历史文献对民俗事象的记载一向很少，所采取的史笔角度，也与现代民俗学的视角有区别，它们原本不是为现代田野调查而写的，所以在选择文献史料时，要加以甄别，要建立使用历史资料的学术原则。
有的历史记载的地方事件、金石碑刻、纪念建筑和圣迹崇拜的遗址等，一直流传到现在，还可以采取实地调查的方法，搜集口头资料，运用民间解释的文本，加以再度诠释，以正确认识书面文字所隐含的地方含义，了解书面文字所不能牢笼的口头资料的意义。
通过以上工作，可以把书面历史上的死资料变成活资料，把个别调查点的资料变成有一定概括力度的一般阅读文本，也能给古老的民俗环境描写注入现代学术的活力。
诸如此类的理论收获，对田野作业者是一种知识增殖，对它的现代读者亦然。
民俗承担者，指传承民俗事象的群体，也指这个群体中的重要个体成员，如德高望重的老人、心灵手巧的女人、家长、族长、社首、鼓头、看庙人、守林人、放水员、斗长、能打好斗的强人、村长、文书、老户、坐地户、移民、猎户、船主、故事篓子、民间小戏的戏篓子、说书人、史诗演唱者、接生婆、媒人、主婚人、葬礼的主祭者、账房先生、手艺工匠、巫医神汉、风水先生、裁缝、厨师、出租车司机、退休人员、文化个体户、受群众欢迎的民政调解员、县（区）文化馆站的业务人员、地方志编纂者、民间体育竞技的爱好者与裁判、打工族、推销员、酒吧招待和老字号店铺的经营者等。
民俗承担者是民俗环境里的天然主人，是民俗文化的创造者和享用者。
由于出生和出身的关系，他们与民俗环境唇齿相依，构成了地方社会的生物圈和人文圈。
没有他们，也就没有这两个圈的互动。
没有他们的文化传承活动，也就没有这两个圈的稳定联系和交叉关系。
田野报告的作者需要对这两个圈的运行模式进行描述。
他们要借助家族谱牒、民间组织的会章、重要人物的口述生活史等，把大量的、分散的、个别的、表面的、罗列的，乃至出于一己私利而发生功能的资料汇合起来，再加以分类。
例如，相对地说，把血缘、地缘、地形、地貌、气候因素等，归为自然形成的文化范畴，把政治、经济、历史和行政管理等因素，归为人为创造的文化范畴等，然后，阐述两个范畴如何被民俗承担者所运作，他们又是如何以记忆重要人生事件的一般方式对其进行口头叙事的。
从民俗学田野报告的一般情况看，民俗承担者的叙事文本内容，一是对社会制度和经济变迁的强意识形态与外来文化入侵的反映；二是对日常生活的弱意识形态的缓慢渗透的反映。
两者虽然都是人为文化，但相比较而言，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日常的；一个是以仪式表演为叙述形式的，一个是以岁时惯行为叙述形式的，民俗承担者对两者的表达是有区别的。
他们往往分别使用上行词语和下行词语表达他们的看法。
例如，在仪式叙述中，民间经常运用“皇帝”
“黄帝”
等对上策略的词语，即上行词语；在日常生活中，民间经常运用“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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