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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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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化的条件下，商业的原则渗入文艺批评活动，这的确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与此相关联，又产生了一个批评家与作者的关系问题。
那就是，批评对于创作来说是否是独立的？较长的一段时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创作高于批评。
批评不过是创作的附庸。
似乎创作是根本，批评不过是创作的点缀。
创作可以独立产生意义，批评则不能独立产生意义。
不但作家、艺术家这样看，连批评家自己也这样看。
对于作家和艺术家，社会承认他们，给予各种重要的或荣誉的职务，批评家就很少获得这种机会。
这样一来，似乎批评家不过是依附作家、艺术家的“食客”
。
我认为这种局面不改变，那么文艺批评就太可怜了，甚至会失去存在的条件。
这个问题不但关系到文艺批评的地位，而且也关系到文艺批评的根基。
文艺批评的根基在哪里？应该说，它既不在政治，也不在创作，而在生活、时代本身。
生活、时代既是创作的根基，也是批评的根基。
创作与批评都具有时代性。
创作与批评的根基是同一的。
批评家不是随便说一说一部作品思想和美学上的优点或缺点。
优秀批评家应该根据自己对生活与时代的理解，对作品做出自己独特的评判，或者借作品的一端直接与社会文本对话。
这样，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如何来理解现实与时代，想对现实与时代发出怎样的声音，就成为他的批评赖以生存的源泉。
还是来谈谈别林斯基。
大家知道在19世纪40年代前，别林斯基有过一个与现实“妥协”
的时期，他接受了黑格尔“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的思想，错误地认为既然俄国专制农奴制是现实的，那么也就是合理的，他写了一些为俄国农奴制辩护的批评文章，他的批评也就无足轻重，不但不可能产生积极的意义，相反依附于反动势力的威严之下。
为此他受到赫尔岑严正批评。
19世纪40年代初，他迁居彼得堡，耳闻目睹当时俄国京城贪官污吏的腐败和专横之后，悲愤地写道：“这个丑恶的俄国现实充满着对金钱和权势的崇拜、贪官受贿、腐败堕落、道德沦丧、昏庸愚昧等现象，任何聪明才智、高尚举止都会遭到欺压、**，书报检查横行，思想自由被根除。
……如果我还为这一切进行辩解，就叫我的舌头烂掉。”
[1]这是对现实的全新的态度和深刻的理解，这种对于现实的新态度、新理解为他后来的文学批评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
创作与批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
。
这里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也不存在谁依靠谁的问题。
但它们合作，共同生产意义。
例如俄国19世纪早期的文学意义是由普希金、果戈理和别林斯基共同生产的。
普希金、果戈理的作品对时代文本发言，别林斯基则把他们的发言提升了一步，共同对现实发出激奋的声音，这才构成了那时俄罗斯文学的景观。
“批评总是跟它所判断的现象相适应的：因此，它是对现实的认识……在这里，说不上是艺术促成批评，或者是批评促成艺术，而是两者都发自同一个普遍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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