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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战争形态使作家养成了“两军对阵”
的思维模式，因为战争往往使复杂的现象变得简单，整个世界被看做是一个黑白分明、正邪对立的两极分化体……这种由战场上养成的思维习惯支配了文学创作，就产生了“二元对立”
的艺术模式，具体表现在艺术创作里，就形成了两大语言系统：“我军”
系统和“敌军”
系统。
“我军”
系统是用一系列光明的词汇组成……“敌军”
系统是用黑暗的词汇组成……这两大语言系统归根结底可以用“好人一切都好”
、“坏人一切都坏”
的模式来概括。
在实际的创作中，这两大语言系统是不允许被混淆的。
这种“二元对立”
艺术模式在当代各类创作中都是存在的，但因为战争题材最符合它的特征，所以表现得最为充分。
其三，由于战争是以辉煌胜利宣告结束的，战争帮助人们实现了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美好愿望，所以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创作基调被作为固定的审美模式，并以此形成了统一的审美风格特征。
……因此，中国当代战争小说不像西方战争小说那样重在通过战争表现对人类命运、对个体命运遭遇的观照，体现对人的存在意义和生命意义的思索，而是重在表现战争中的群体风貌、战争的整体和现实结果。
与此相应的是，中国作家对战争中大量存在的暴力、血腥的回避，对英雄之外的大量普通个体命运和生命价值的忽视，这都是现代战争文化规范对作家主体制约的结果。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56～5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3.中国的历史文化一直是轻视和忽略处于社会底层的乡村与农民的，现代中国社会所进行的又是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化，乡村被作为改造的对象承受着现代文明的冲击、压制，农民也在社会文化观念中被赋予着愚昧、颟顸的精神特征，承担着现代文明阻滞力的角色。
这种文化状况，从思想深处影响到作家们营造乡村生态世界的动力与能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十七年”
农村题材小说显示了自己的独特价值。
它以集体书写的姿态，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现了中国乡村，对乡村生态世界作了多方面的描述。
从自然到社会，从现实到未来，“十七年”
农村题材小说的乡村生态既描画了乡村的血肉肌理，也抵达了乡村的灵魂世界。
作为时代性和集体性的产物，这一生态世界有着显著的群体色彩。
最突出的特点是积极乐观，洋溢着**与欢乐的气氛，作家们描画的乡村现实和自然环境充满了明亮的色彩，乡村的生活场景是欢快喜悦的，农民形象所展现的也主要是乐观、幽默的性格和积极的精神品格，即使是偶尔出现的矛盾、苦闷等不和谐音，在最后也往往被赋予大团圆式的结局。
这一充溢着光明面的世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乡村书写形成着鲜明的对比。
其次是强烈的现实性。
“十七年”
农村题材小说所展现的乡村世界几乎完全是现实的世界。
它们反映的是现实中正在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等乡村变革，描绘的是正经受着运动考验和进行着变化的各类农民生活。
这一乡村世界与现实的政治有密切的联系，也折射着时代政治的复杂变幻。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十七年”
文学所展现的乡村生态世界还没有达到非常深刻和全面的高度，甚至还存在着一定的遮蔽和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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