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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维德·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致克里斯蒂安·梅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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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从回溯历史的角度看,下面这封信比一个死讯包含更多内容,即使这是震惊全德之黑格尔的谢世。
这封信是一个对黑格尔棺架的效忠誓言,这个誓言的后果那些发誓的人当时还没有预料到。
在这封信中显得如此联系紧密的施特劳斯(Strauss)[1]与梅克林(M?rklin)[2],属于布劳博伊伦修道院附属学校的同一届学生,在那里他们互相结下了友谊,虽然是在所谓“天才毕业班”
(Geion)中。
人们至少这样称呼这一届稍后在图宾根教会学校就读的学生。
施特劳斯和梅克林于1925年作为神学院的学生升学进入了那里。
但是今天,在帮助这个群体获得这个响亮名声的其余人物中,只有弗里德里希·提奥多·菲舍尔[3]还有声誉。
在收信人早逝后——他于1848年去世[4],享年42岁——施特劳斯于献给他的出色且从容的传记中,把这所著名教会学校的景色描写得风姿绰约。
这所学校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那么多建筑上的变化,以至于它没有了修道院的样子,甚至几乎不再有一个古老的面貌。
随着建筑物的正面转而朝南——那里阳光充足且通风透气,有可以令人陶醉地眺望施瓦本山脉(Sch)上深蓝色围墙的更高楼层,那个山脉作为背景耸立着,高过作为前景戏剧化地向一边避让的斯坦拉赫谷(Steinlachtal)——整栋大楼,除了两个报告厅和一个餐厅外,以这种方式——即与在布劳博伊伦类似的,总是在两间学生的学习房之间坐落着一间指导教师的小房间——被分隔成适合每6至10人一间的学习—住宿室。”
[5]尽管后来,施特劳斯为了寻求与当时来自柏林的、引起全德关心的思想进行直接讨论而离开了这所教会学校,但是这两位友人在1833年又作为指导教师重新在这所学校团聚了。
两年后,《耶稣传》(DasLebenJesu)出版了。
不但对其作者施特劳斯,而且对梅克林而言,这本书变成了长期持续战斗之源泉,在这些战斗中形成了青年黑格尔派神学。
对这两人来说,黑格尔学研究的起点是《现象学》[6]。
“黑格尔,这位从前与梅克林的父亲同一时期进入图宾根教会学校的人士,在他施瓦本的家乡长期只是得到微不足道的重视。
这时,在梅克林之子及其朋友圈中突然产生了一小群他的热情追随者。
只是在神学之事上,他们体系中的结论延伸得比这位大师本人大胆得多。”
在《耶稣传》中,这些结论导致了《新约》之超自然主义诠释与理性诠释的融合,如此——用施特劳斯的话来说——“一种理念作为谓项的主体——教会将这些谓项赋予耶稣基督——取代个体被确立起来,但是是一种真实的、而非康德式虚幻的理念。
假定在一个个体、一个圣人身上,那些被教会归功于耶稣基督的个性与功能自相矛盾,那么在物种的理念上它们互相一致”
。
这就是黑格尔学派的视角,虽然它们在1831年静静地处于萌芽状态,也没有那么提升一场葬礼之传统的振奋效果。
当时,这位即将诞生的《耶稣传》的作者不是唯一一个在那场葬礼上感受到不和谐之音的人,在这种声音中,一种颠覆性的、未曾预料到的永生即将来临。
同为黑格尔派的J.E.埃德曼非常调解性地写道:“一个人们刚刚还看到他气色健康且生机勃勃的人被夺走了生命,对此的恐惧应该被视为在他墓前说的一些话的申辩理由。
他太伟大了,以至于他支撑着的那些小家伙不禁表现得失去自制与镇静。”
[7]
柏林,1831年11月15日
最心爱的朋友,我应该写信告诉谁黑格尔去世了,除了你——在我还能听见和看见活着的他的时候,我最多地想起的人?虽然在我的信到你那里之前,报纸就将报道此事,但是你也应该和必须从我这里听闻它。
我曾希望能够从柏林写信告诉你更可喜之事!
设想一下我是如何获悉此事的吧。
我一直未能碰见施莱尔马赫[8],直至今天早晨。
那时他很自然地问,霍乱是否吓退了我让我不敢出现,我反驳道,这一消息已经变得越来越令人镇静,并且现在真的快要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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