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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耕世界的循环时间与游牧世界的弥散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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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地区地处温带，四季分明，农耕生产方式以季节为周期，时间性极强。
农耕文明植根于这种时间性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的祖先崇拜、边界、组织、定居、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这些要素中历时性和循环性的时间序列具有明显优势。
农耕世界的雏形从公元前2000年以众多酋邦组成的“邦国群”
（stateplex）中已经开始出现，并强势地向四边辐射。
[2]强调时间性的祖先崇拜当时可能已经孕育于定居文明之中。
定居的生活方式要求人们从时间序列获取空间拥有权的合法性，持续定居耕作于同一空间就说明这一空间是被所有者的权利法定拥有的，通过时间序列的祖先获取空间拥有权的合法性是必然逻辑。
定居农耕的决定要素是土地及生长在上面的作物，作物以根固定在土地上，这些都是不移动的，固定的“根性”
是农耕的基本特点。
每棵植物都有独立的根，农耕的“根性”
也决定了农耕文明是倾向于安土重迁的定居社会。
而农业生产的循环特性以及对节候农时的关注使农耕文明发展出各种精巧复杂的时间周期，既指导农业生产生活，也解释天下的循环往复，分合兴衰，同时为王朝的合法性提供依据。
这就是中原王朝五德转移的政治神学，是建立在时间循环性基础上的一套学说。
游牧指在每年200～400毫米降水量的干旱草原上形成的一种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亚洲草原最早的游牧帝国存在于两千多年以前。
游牧地区所处的寒温带，冬夏两季较分明，四季不分明；人们逐水草而居，迁徙于冬夏牧场之间；边界是模糊的，部落分合不定，组织的稳定性不强；但游牧方式依赖于广阔的牧场，对广阔空间具有拓展性，空间性占有主导。
这种空间性源于游牧是以牲畜而非土地为决定性因素。
牲畜是移动的，这种移动创造了空间性的拓展和弥散，由此带来贸易、商业与交换。
游牧的空间实际上也具有动态和静态两种特性，“学术界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见解：开发人的住所外围空间的圆周式空间（静态的）是定居居民特有的原则，而线形（动态的）空间，则是游牧居民特有的原则。
然而，未必能够如此清晰地划分界线。
当研究游牧民族开发空间的方式时，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注意到他们结合了两种原则：圆周式原则（当蒙古包设置在临时驻地时）和线形原则（从一个驻地迁徙到另一个驻地的游牧途中）”
[3]。
在空间转换中，以蒙古包的建立为标志，世界的中心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蒙古包是草原游牧民的宇宙雏形，“游牧民把自己的居室（包括已开发的生产空间）看作是某种中心，其余的全部空间都围绕着这个中心形成几个圆圈。
蒙古包——是中心圈，在它周围的生产空间是第二个圆圈，栓马桩界外的空间是第三个圆圈（人们常常把客人送到那条人为规定的界线）”
[4]。
中心在移动中不断重建，不必固守一处，与这种空间拓展、弥散结合在一起的就是时间的弥散性和共时性，神话史诗将时间不断带回原点，重温创世的时刻。
游牧帝国的空间拓展植根于他们生活的流动性，以及与这种流动性共生的弥散型时间，游牧帝国一边扩张，一边分裂，新的时间原点不断被创造，新的中心不断形成，逐渐脱离旧中心，而各中心间只有一个大致的边界范围，就像蒙古包的圈层，没有清晰的分界，边界处于变动之中。
成吉思汗的帝国从扩张到四大汗国形成，并各自独立发展，就是遵循这样的发展轨迹。
草原帝国弥散的疆土形态与其时空观念形态是匹配的。
一旦近代国家形成，边界划定，游牧的草原帝国就消失了。
[5]现代时空观念的关键要素是土地所有权，这是对定居与边界的权力厘定。
现代国家边界划定，主权确立，迁徙和流动结束了，意味着草原世界混沌的时间性就转变为现代矢量时间性，神话和英雄史诗就消失了，现代世界以历史的矢量时间性序列厘定边界和主权的合法性，草原帝国弥散的疆土形态被清晰的现代国家边界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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