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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乌托邦精神表现为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两个相联系的维度。
就社会乌托邦来说，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意欲通过文化建设、话语建构来实现改造社会现实，为社会制定价值规则的目的，他们采取的策略是通过神化古代社会与政治人物来表达超越现实的价值取向。
他们塑造了尧、舜、禹等圣贤形象，建构出夏、商、周“三代”
的灿烂文明，尤其对于周人的礼乐文化大加颂扬。
他们通过整理与阐释周代遗留的典籍，将西周打造成一种郁郁乎文的理想社会形态。
通过儒家的不懈努力，久而久之，在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心目中，那种上下和睦、君臣一体、雍穆典雅、祥和有序的社会状态就成为挥之不去的梦想，也成为他们在诗词歌赋中考量时政、褒贬现实的价值依据。
为了能够向上说服统治者，向下教化百姓，从而使这种社会乌托邦成为现实，儒家士人也开始自我神圣化，欲凭借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境界来获得制衡与引导现实政治的力量，这就是所谓以“道”
制“势”
。
于是便有了儒家的个体精神乌托邦。
古代儒家终生念念不忘、孜孜以求的乃是圣贤人格，这是一种超越现实功利层面的精神境界。
其基本要求是能够做到“居敬穷理”
“反身而诚”
的道德自律，更高一层的要求是践行“仁者爱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忠恕之道，其上焉者则要求达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的圣人境界。
这种君子、贤人、圣人的人格理想对于儒家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其作为一种乌托邦精神，在两千年的历史延续中，成为儒家文学思想的核心价值取向，诸如“思无邪”
“兴于诗”
“知言养气”
“温柔敦厚”
“典雅”
等重要文学思想都是儒家个体精神乌托邦的话语表征。
随着社会变迁，儒家的个体精神乌托邦也处于变化之中。
如果说先秦儒家还是以“博施济众”
这样的现实价值为圣人的最高标准，那么到了宋代，在佛学的刺激下，道学家们的个体精神乌托邦就更进一步强化了其超越现实的特性。
张载提出“大心”
与“天地之性”
说，认为圣贤之人能够做到“民胞物与”
；程颢强调“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与“孔颜之乐”
。
他们毕生追求的乃是“无往而不乐”
的精神境界。
用现代哲学家冯友兰的话来说，这是人生最高境界，即“天地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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