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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其中当然也包含着诗歌、音乐、舞蹈以及钟鼎器物等直接的艺术形式。
但是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文”
既是那套为贵族等级制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文化符号系统与价值观念体系的总名，也是一种包含着感觉、情感、体验等非理性因素在内的综合性精神倾向，甚至可以说它就是贵族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本身。
对于周代贵族制度来说，这个“文”
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功能。
它除了为贵族等级制提供合法性之外，还是彼时阶级“区隔”
的主要手段，是贵族自我神圣化或者说是使贵族成为贵族的主要方式。
对于后世而言，周代贵族开创的“文”
的趣味得到历代知识阶层的继承与弘扬，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命脉。
“趣味”
一直是自康德以降的西方美学中的核心概念，所不同的是，德国古典美学是把趣味作为艺术和审美活动与社会功利目的相区隔的主要因素来理解的，而具有后现代主义批判视野的法国社会学家P.布尔迪厄对“趣味”
的理解却刚好相反，他恰恰是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考察“趣味”
的。
在他看来，人们的经济与政治地位是社会中阶级划分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一个阶级成为这一阶级的却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因素，在这里，行为举止、处事方式等方面所显示出来的差异，如人们常常说的“教养”
或“修养”
，就更多的是由文化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
在这里“趣味”
可以说具有首要的意义。
布迪厄认为它才是“阶级区隔”
的主要因素：“人们出生高贵，但是人们还必须变得高贵……换一句话说，社会魔力能够产生十分真实的效应。
将一个人划定在一个本质卓越的群体里（贵族相对于平民、男人相对于女人、有文化的人相对于没有文化的人，等等），就会在这个人身上引起一种主观变化，这种变化是有实际意义的，它有助于使这个人更接近人们给予他的定义。”
[7]这就意味着，一个阶级在成为他自身的过程中，除了政治和经济的因素外，文化与社会惯习也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在这个意义上说，是趣味使贵族成为不同于平民百姓的特殊阶级的。
不是因为成为“上等人”
之后就自然地具有了“上等人”
的趣味，而是特定的高雅趣味使“上等人”
成为“上等人”
的。
而且一个人的趣味往往并不是他个人的选择，而是社会环境与文化惯习使然：“有机会和条件接触、欣赏‘高雅’艺术并不在于个人天分，不在于美德良行，而是个（阶级）习得和文化传承的问题。
审美活动的普遍性是特殊地位的结果，因为这种特殊地位垄断了普遍性的东西。”
[8]如此看来，趣味绝不是远离于社会现实之上的纯粹之物，不是毫无功利性的超越性存在，恰恰相反，趣味是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审美活动无不体现着某种社会需求或某个社会阶层的“政治无意识”
。
这也就意味着，趣味是有着社会功能的，根本上是代表着某个社会阶层的利益的。
布迪厄的这种见解对于我们理解文艺思想史研究中的“功能性”
视角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事实上，中国古代文艺思想，无论是讲直接的功利作用的儒家文艺思想，还是追求超越现实，标举玄远飘逸、清雅空灵的老庄美学与佛禅美学，均始终与文人士大夫的身份意识、意识形态建构有着密切关联，因此始终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
这也就意味着，“功能性”
应该是中国文艺思想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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