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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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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士人在人类历史中算得上是一个颇为独特的知识阶层。
先秦士人产生于社会的剧烈变动，他们体现了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分离。
文化使士人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性、主体性、超越性的社会阶层，士人也凭借文化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社会理想。
但在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个价值转换的中介，因而“道”
与“势”
之间就无法契合为一，士人的理想也只能是美妙的乌托邦。
在无法撼动的强大政治系统面前，士人们纷纷返归内心世界，从而建构起一个令人心向往之的人格境界。
秦汉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时期，在此期间，社会基本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士人阶层处于政治力量的压迫与利诱的双重作用之下，他们原有的乌托邦精神不断弱化，而对个体人格境界的追求也渐渐外化为对诗文书画审美境界的营构。
人格理想的审美化正反映了士人阶层超越的对象由社会、君权向内心世界的转移。
文学艺术成了在现实世界中唯一能够体现士人阶层独立性、主体性与超越性的方式，成了他们自我肯定、自我实现的主要形式，一旦进入政治领域，他们都不可逃避地成为统治者的工具。
这样，士人对人格境界的追求便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价值观的精神基础。
与西方古代知识阶层相比，中国士人阶层的特点是极为明显的。
就自我意识而言，西方人重认知理性，古希腊的米利都学派、爱利亚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都是世界本原的追问者，普罗泰戈拉讲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
这尺度就是认识理性。
稍后苏格拉底、柏拉图虽然对人的道德理性有所重视，但也没有将其置于认知理性之上。
亚里士多德虽然综合各派之说，但其重心无疑在认知理性一面。
此后，中世纪的唯名、唯实之争，文艺复兴的自然哲学，17、18世纪的认识论，无不以认知理性为主导。
只是到了康德，这才将道德理性（实践理性）的地位与认知理性相提并论。
以叔本华的唯意志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的实践论的人本学、克尔凯郭尔的存在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主义直到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人本身的存在问题成了主要研究对象，但他们的运思方式依然主要是认知理性，只不过是从对外在世界奥秘的探索移向对人的奥秘探索罢了。
在西方哲学史上虽然也产生过怀疑主义、不可知论、神秘主义，但认知理性总是处于核心位置。
它赋予人们一种永不停息的进取精神、开拓精神。
这一特征，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科学技术的发达；表现在人与社会关系上是“公正”
“正义”
“平等”
“民主”
价值范畴的确立；表现在文学艺术则是“模仿说”
“真实论”
“典型论”
以及社会批判精神的高扬。
这是认知理性的伟大贡献。
然而，认知理性也有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它可以征服外部世界，却无法安顿自身心灵。
在世界的无限性面前，认知理性无论怎样富于一往无前的探索精神，它总会在某个时期使主体意识感到惶惑不安。
因而使之心理产生紧张、焦虑、孤独，甚至绝望等消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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