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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
这可以说是借西方哲学为参照，对中国哲学极清醒的理论反思。
由此可知他对传统道德形上学的放弃是带有高度自觉性的。
他有志于改造中国学术思想，以为“今日所最亟者，在授世界最进步之学问”
（《论近年之学术界》）。
他呼唤那种“纯粹之哲学”
“纯粹之美学”
，实质上是要以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取代中国固有的以救世与自救为基点的功利主义哲学。
应该说，在对中西哲学之差异的认识上，王国维在近现代学者中表现出过人的清醒与深刻。
但他忽视了一点，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知识阶层最需要的恰恰不是那种超功利的纯科学精神，而是救世与自救。
他的哲学观点反映在人生观上是不问政治、与世无争的处世原则，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张勋复辟、北伐革命、溥仪出宫等层出不穷的重大政治事件却又不断给他以精神上的刺激。
他的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做一位纯学者的处世态度是无法抵御现实政治给他的人生道路造成的重要影响的。
在时代的巨大洪流中，他既不积极进取以求救世，又不反归内心以求解脱，只是执着于“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
，那如何能应付外在事变给他的重重打击呢？他追求真理，希图成为一名纯粹的学者的精神是可敬佩的，但他却不明了，超然于救世与自救之上的“宇宙人生之真理”
如果不是指自然科学，那则是一种虚幻的东西。
既摒弃了救世，又拒斥了自救，而其所执着追求的真理又杳不可见，这就使他自己失去了个体存在的价值依据。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外来打击，他自可平静地生存下去，就像那些从未思考过人生意义的人一样。
但是一旦遇到重大变故将自己置于困境之中，他就不能以充实的主体精神与之抗衡，就不免要以自杀来追求最后的解脱了。
也许是出于某种偶然性的原因，王国维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碰到了叔本华（假如叔本华的著作较康德更艰深难读，他也许不会给王国维那样大的影响了）叔本华唯意志论的悲观主义哲学对王国维的影响是巨大的。
他用叔本华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现代一系列政治事件，它们也就失去了积极的价值意义，成了永无休止的欲望的表现形式。
他说：“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
欲之为性无厌。
而其原生于不足。
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一欲既终，他欲随之。
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
（《〈红楼梦〉评论》）这种人生观自然极易导致厌恶人生的悲观主义。
他在西方哲学中既无法找到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于是又依照叔本华的指点试图于文学艺术中寻求解脱，又寄情于富有实证精神的国学研究中寻求解脱，此三途作为暂时寄情之所则可，作为彻底解脱则绝无可能，一旦他从故纸堆中抬起头来，世事的纷乱侵扰又使他痛苦不堪。
从个体心理来看，我们可以说他是忧郁个性的牺牲品；从个人生活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他是个人恩怨的受害者；从政治层面来看，我们可以说他是社会动**的蒙冤者；而从文化人格的角度来看，我们则认为他是中西文化一次不成功的结合的殉道者，具体说是西方科学实证精神与悲观主义人生观消解了他的自救意识与道德理想主义之后的必然结果。
上述种种都不过是导致他自杀的外在原因，只有在价值观上的彷徨无依才是最后起到决定作用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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