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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黄宗羲的文化制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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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诸子时代之后，道家学说在魏晋南北朝得以大盛，其文化制衡精神的最高表现是鲍敬言的“无君论”
。
儒家学说则于宋明时期大放异彩，其文化制衡精神的最高表现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
孟子以道自任、以道抗势的思想到了唐代中叶以后才被大加弘扬。
韩愈首倡“道统”
之说，直承孟子。
以卫道者自任，并不顾时人讥笑而重振师道，其根本目的并非仅仅复兴儒学，而是要弘扬士人阶层的主体意识，再兴文化制衡之风。
宋代士人在思想文化上响应了韩愈，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南宋之朱陆成为儒学复兴的中坚人物。
理学大师们体贴出“天理”
二字作为宇宙万物、社会人生最高价值本原，其政治意义亦如老庄之“道”
、孔孟之“道”
，汉儒之“天命”
，玄学之“无”
一样是悬于君权之上的超现实力量，都是士人文化制衡策略的产物。
以“天理”
为形上本体，其实是对人世间以君权为本位的价值秩序的突破，因为对“天理”
的解释权操于士人之手而不在君主之手，这样士人借助“天理”
便掌握了文化话语权力，并进而将君权纳入士人文化话语系统的规范之下。
由于“天理”
乃是士人文化制衡心理需求的形上显现，它就不能不既具有客观自在性，又具有主观性。
或者说，它亦如柏拉图的“理念”
、斯宾诺莎的“实体”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一样，是主体精神的客观化、外在化、本体化。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到了陆王心学那里，“天理”
便被还原为主观的“心”
“良知”
了。
陆王以“心”
为本体一方面旨在激发士人的主体意识、独立精神（所谓“收拾精神，自做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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