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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自我反思的“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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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1982年,我教语文的第4年吧,河北省电教馆要来张家口给一位老师做录像课,我偷偷地找到李主任,让他去和省里的同志商量,给我也拍一课。
没想到人家答应了。
那次是我第一次看见摄像机,拍了郑振铎的《别了,我爱的中国》,没想到这节课被推荐上去,还获了全国的奖。
从这以后,我就走出了张家口,应邀到省内的不少城市去讲课。
在外面讲课,既是荣誉,也是压力。
正是这种压力,逼得我进一步苦学苦练。
1985年,我被派参加了国家教委举办的为期一年的全国小学教育研究班。
在这里,我听了许多专家、教授的理论报告,参加了深入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教育理论水平得到了一次空前的提高。
在学习交流会上我还作了一个《教学过程的主要矛盾》的报告。
并参加了研究班学术著作的编写工作。
在编写中更广泛地阅读了许多学术著作,做了详细的笔记。
1986年,我第一次出省——北京宣武区右安门一小的张光缨老师请我去上课。
我讲的是《飞夺泸定桥》。
当时张光缨老师的姐姐、海淀区教研室主任张光珞老师也带了人去听课。
北京,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北京的老师向来都是接待外省的去听课。
我一个山中小城的老师来这里讲课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的心一直跳了一天一夜,但我又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
的勇气。
既然作了精心的准备,讲就讲,放开了讲。
结果两节课讲下来,张光珞老师连饭也没让我吃,就把我拉到了海淀,再给他们讲。
我知道,大概这一炮又打响了。
自此,我走出了河北省,又先后应邀到河南、陕西、天津、内蒙古、江西、黑龙江等省市去讲课。
别人的课越听越多,自己的课也越讲越多,我的心里犯嘀咕了,总觉得我们的课讲起来怎么跟理论著述上说得有点对不上号。
书上说:“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发展学生的智力。
但是机械地获得的知识是同发展智力无关的。”
“教师教任何功课(不限于语文),‘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换个说法,‘教’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
连老外都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数学教师和语文教师在一节课上要讲的时间,不应超过5~7分钟,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理解的东西,才能成为他自己的东西,才是他真正掌握的东西。”
可是我们是怎样讲课的呢?有的40分钟老师要讲30多分钟,有的整个课都在喋喋不休地问答。
这怎么叫“通过学生自己的努力”
去获取知识技能呢?有一个阶段,这些问题把我憋得好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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