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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陶行知与莱希维恩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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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两个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者
一、两个同时代人之间的关联
根据笔者考证，莱希维恩与陶行知分别于1927年和1938年周游世界，其间二人的空间距离可谓近在咫尺，然而，这两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却一生未曾谋面。
莱希维恩1927年1月至3月游历亚洲期间曾从上海出发，在广阔的长江三角洲进行学术考察，并到过南京。
“借助于好向导和快汽车，他饱览了内地的景象。”
[208]倘若这位耶拿国民业余大学的校长知道，有一位名叫陶行知的中国同行与自己的教育志向极其相似，而且此时恰在南京郊区积极筹备他独特的乡村师范学校开学（开学典礼3月15日）的话，想必他一定会前往拜访。
莱希维恩回国之后撰写了经济地理学专著《全球原料经济》以及迄今仍具参考价值的调查报告《东亚的人口压力》，其中，援引的许多农业经济方面的原始资料都来自南京各大学。
由此可以推测，他当时很可能与国立东南大学农业科主任、植物学家邹秉文（1893—1985）有过接触。
[209]而邹秉文与陶行知曾在南京高等师范是同事，亦是长年的好友。
1933—1939年，莱希维恩在柏林远郊的一所乡村学校任教，在那里以其具有独创性的教学工作和具有建设性的学校教育理论著作《创造中的学校百姓》（SdesSchulvolk，1937）和《乡村学校中的电影》（FilminderLandschule，1938）达到了其教育生涯的顶峰。
1938年7月2日至12日，陶行知恰在柏林逗留，并十分关注德国教育界最新的发展动向。
如果他知道，有一位德国的志同道合者那些天正在准备去英国进行为期四周的“德国乡村教育”
演讲及介绍自己的乡村学校工作的话，[210]那么，两人的会面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与莱希维恩与陶行知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前普鲁士文化教育部长卡尔·海因里希·贝克尔（KarlHeinrichBecker，1876—1933）。
1929—1930年间，莱希维恩曾在普鲁士科学、艺术与国民教育部担任部长的私人助理，并对贝克尔的人道情怀深感钦佩。
[211]贝克尔早在担任柏林大学东方学教授时就主张高校改革，后在担任文化部长期间继续在普鲁士实行彻底的教育改革。
他的改革措施的核心是通过建立师范学院革新国民学校教师体制。
这些师范学院要吸纳、消化和尝试改革教育学的理念，并通过在课堂教学中的实际应用而最终实现彻底颠覆威廉时代“埋头读书+严格操练”
的军事化学校体制。
[212]
这位魏玛共和国时代无党派的文化部长于1930年被排挤离职后，1931年“突然受国联委派，应中国政府之邀，率领一名法国人、一名英国人和一名波兰人共同前往远东地区，调查研究当地教育领域，即思想文化领域中相同的问题。”
[213]（考察团成员包括：法兰西大学教授PaulLangevin、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RiryTawney、波兰教育部官员MarianFalski）。
贝克尔作为这个中国教育国际考察团的发言人自1931年9月29日至12月15日在中国各地穿行，考察了各种不同的教育机构，并主持了考察团成员与中国的教育官员和教育家们之间的多次讨论与座谈。
[214]此时，陶行知正在上海充当《申报》的顾问和评论员，但因对他的“通缉”
尚未解除，使他无法接触这个政府邀请的考察团。
在贝克尔主持下起草的考察报告中，清楚地提出了对中国教育多方面的批评，诸如：特权化的教育体制；教学法与课堂活动；中等学校的困境；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等。
批评的矛头首先指向美国教育理论和实践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尤其是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为代表的教育学。
[215]贝克尔本人在1931年11月30日从南京发出的信件中也流露出他对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反感：“我曾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做过讲座，这个学院所起的作用简直是灾难性的。
我从未领略过任何一个学府对整个一块大陆像该师范学院那样给中国带来如此巨大的有害影响。”
[216]
我们在这位德国东方学家的旅途信札中无从直接得知他感到了哪些有害的影响。
我们却有理由推断，贝克尔对一个事实深感失望：尽管不少中国的教育官员和教育家——其中大多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长时期以来力图按照美国模式来实现中国教育体制的现代化，但依然存在着一系列缺憾，诸如缺乏为非特权阶层的儿童和成人举办的教育机构、课堂教学活动陈旧过时、儒家的传统仍然如影随形，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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