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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歌德和贝多芬的精神不懈奋斗—北京大学德语系严宝瑜教授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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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人（问）：首先，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学科史项目组的采访。
您现在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资历最老的教授，我们首先想请您讲一讲您当年学习德语的情况。
严宝瑜教授（答）：我上中学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我的几个朋友和我不想在日本人统治下读书，于是就经香港到了重庆。
在那里，我进入音乐学院，就是后来的中央音乐学院。
学了两年音乐后，我就去了西南联合大学。
我真正开始学德语是在1945年，当时我上大学二年级，老师是杨业治先生，杨先生是哈佛大学的高才生，后来又就学于德国最古老的大学海德堡大学。
当时在西南联合大学只有外国语言文学系，并没有德语系。
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曾经有专门的德语系，冯至先生就是在那里就读的。
我的专业本来是英语语言文学，就是说，我系统地学习了英语文学，而德语是我的副科。
我们当时学习非常认真，努力，因为怀着浓厚的兴趣。
拿英语学习来说，狄更斯的小说，老师让我们读一本，我读了四本，哈代的小说，我也念了五六本。
学西方文学必读的希腊神话和新旧约圣经是作为课程来上的，我对它们是很熟悉的。
读它们是西南联大和清华外文系的要求，同时也是我的兴趣。
当时，在大学二年级时，每个人都会选择一门第二外语，很多人都选择了法语。
我是那一届外文系里唯一一个选择德语作为第二外语的学生。
一方面因为我对音乐感兴趣，德国是我崇敬的音乐家贝多芬的家乡，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在此前学音乐的时候就自学了一点德语，对它略有所知，我想我学它，也可以说是为了“偷点懒”
吧！
当时第二外语的课程持续三年，用的是一本用英文编写的课本，每星期四到六节课。
本来我应从1945年学到1948年，但是在1948年时，把德语作为第二外语学第三年的人只剩下了我一个，而校方当时规定，一门课必须有至少三个人选才能开设。
于是杨先生就和我达成了一个约定：他让我继续自学，他帮我制订学习计划。
其实，我本来是想学第三外语—意大利语的，因为我对意大利的歌剧特别感兴趣，而且杨先生的意大利语也非常好，他通七国语言，精通德、英两种语言。
他的两种欧洲古典语言拉丁文和希腊文水平之高在北京学术界是有口皆碑的。
我也想再选学一门拉丁文，因为它对研究宗教音乐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这些都没有学成，因为杨先生到国外做研究去了，当时西南联合大学规定，一个教授教学满四年，就可以到国外访学一年。
就这样，我自学了一年德语。
杨先生回来后，他让我做一篇毕业论文，并且帮我选择了一个德语文学的题目。
那时把我吓了一跳。
但杨先生说，这个题目是和音乐有关的，关于德国晚期浪漫派作家和诗人爱德华·默里克的中篇小说《莫扎特赴布拉格途中》（MozartaufderReisenachPrag），小说讲的是莫扎特去布拉格排演歌剧《唐璜》途中发生的故事。
由于默里克是位诗人，所以小说写得非常富于美感。
我当时欣然接受了杨先生的建议，因为一来我喜欢音乐，二来我学习德语已经学出了一点味道。
我觉得我当时学得还是非常用功的，我当时是参加反蒋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国民党特务诬蔑我们是共产党派到大学的“职业学生”
，是以读书为幌子不好好读书专门捣乱来的，其实相反，参加学生运动的同学，大都是用功读书的，都是老师喜欢的好学生，那些搞破坏罢课的三青团员倒是不学无术的国民党党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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