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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浙江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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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咸丰二年为止的清代漕粮海运，均行之于江苏省，“浙省不与焉”
。
浙江漕粮海运始于咸丰三年。
在二年河漕兑运后，浙江漕船难归水次，黄宗汉疏请变通，仿效江苏海运故事。
不久，太平军占领镇扬，江路受阻，浙江“遂无岁不行海运”
。
咸丰元年（1851），御史张祥普要求浙江杭嘉湖同办海运，遭到浙江巡抚常大淳的坚决反对。
常大淳指出，浙省与苏省不同，江苏漕额较重，所收本折及给帮津贴较多，所以海运经费较河运稍有节省。
但浙江漕运经费原本不足，海运非但不能节省，且不敷甚巨。
也就是说，原有财政体制，尤其是定额制的束缚，使得浙江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他还列举了其他几条不能行海运的原因：浙江虽有乍浦、宁波等出海口，但均非理想，从上海放洋则盘剥甚远，费亦不支；在上海放洋，浙江呼应不灵；两省同行海运，沙船不敷；海运二月放洋，浙漕收兑向迟，难免迟误。
另外，浙江运丁素称疲累，旗丁衣不蔽体，食不充腹，若试行海运，水手虑及失业，“或藉索帮欠逗留生事，或流为盗贼，扰害闾阎，尤不可不防其渐”
。
由于他反对海运的态度极为明确，咸丰帝只得朱批：“既属窒碍，着暂停试办。”
其实，从后来浙江漕粮海运的实践来看，他的反对理由均为托词，无非是为逃避责任起见。
既然咸丰元年浙江已经拒绝海运，为什么仅一年后，他们却极力主张推行呢？新任巡抚黄宗汉给出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咸丰二年，他被调任浙江，七月抵清口。
当时浙江上年的杭、嘉两帮漕船，头船甫运出江，后者尚未离浙境，因丰工决口，山东遭灾，诏下截漕赈济，两江总督却欲浙漕变价。
双方意见不统一，至议定北行时，时已七月，浙江河运漕粮受到巨大拖累。
黄宗汉认为，补救之方莫如海运，浙漕如能改行海运，“全局从此可以转移，于公私全为两便”
。
他力排众议，以一身主持之，并得到清廷谕准。
咸丰帝还进而将漕运总督杨殿邦、刚离任的巡抚常大淳、署浙江巡抚椿寿等原办河运之人交部议处。
黄宗汉像
浙江兴办海运，除了运输上的困难，还有经费开销的问题。
黄宗汉指出，江苏征漕优裕，给帮津贴较多，又将旗丁银米并凑，故遇灾歉之年仍可抵足全漕。
浙江则较为被动，本折既短，帮费又轻，未及江苏之半。
他要求除仍给漕帮津贴外，常年河运例给漕截等项钱粮及行月米款，一并作海运水脚及南北经费。
即便如此，考虑到河漕的困难，咸丰帝还是非常坚决地支持浙漕海运，谕令“着照所请，改由海运”
。
抓紧时间是顺利完成海运的关键，根据黄宗汉的指示，布政使椿寿、督粮道周起滨等人讨论海运办理条款。
他们表示，浙省历年办漕迟缓，皆因杭嘉湖三属土性本寒，收获较晚，以致开仓征兑节节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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