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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平静中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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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光绪五年（1879）起至十年（1884）止，也就是中法战争对漕粮海运施加影响以前，是清代漕粮海运中最后的平静阶段。
这段时间内，江浙两省的漕粮海运均做过制度上的小幅调整，但总体上说，并无太大的变革。
江西、两湖及山东等地的漕运，虽然数量或多或少，但都是京师地区稳定而有力的粮食供应者，对于江浙两省的漕粮海运而言，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经过多年的实践，海运优点已经毋可置疑，河运漕粮困难又极多，尤其是无人应雇，使得江北漕粮的河运显得极为被动。
两江总督沈葆桢向朝廷奏请，光绪五年（1879）江北漕粮再办海运，得到朝廷的批准。
后来，户部原本要求光绪六年（1880）江北的漕粮恢复河运，并且欲从江苏漕粮海运中拨出部分漕粮河运，遭到沈葆桢的坚决抵制。
最终双方折中，江苏不增拨漕粮河运，江北则恢复河运，共6万石漕米，但后来全部用于拨付直隶赈灾。
光绪七年（1881），因为各州县上交的漕米质量太差，江苏巡抚在向朝廷奏报漕粮海运进程的折子中特意申明：今年因为天时失调，米色不佳，米粒实难纯洁，恐怕经历长途运输之后品相会更差。
仓场侍郎继格、毕道沅对江苏的这番解释不满意，他们认为可能会使下级州县误会有机可乘，而上交的漕米质量更难保证，强烈要求江苏省以后认真办理。
在验兑这一年的漕粮时，仓场侍郎还发现，招商局承运的漕粮，搀杂破碎的情况与往届相比特别多。
他们不得不将情况最糟糕的那部分漕粮过筛，以确保进仓漕粮的质量。
光绪八年（1882）和九年（1883），江北漕粮还是实行河运。
因为河运的运道十分艰阻，船户们被连累得赔了不少银子，都把河运视为畏途。
两江总督左宗棠不得不派遣委员分赴各地，设法招雇，答应船户们增加雇银，这才陆陆续续招齐。
在这段时间，漕粮海运总体上按照它的规章制度正常地运作着，但沙船和招商局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
两者之间冲突的激化，主要体现在争夺江、浙两省的漕粮运输权上。
有人这样描述过：上海沙船，“盛时皆不愿装载粮米，及其衰也，则争先恐后，惟恐封船委员之挑剔矣”
。
显然，在强大的轮船面前，已经落后于时代的木帆船感到致命威胁，在奋起反抗了。
谭钟麟手迹
光绪五年（1879），江苏拨给招商局承运的漕粮占总数的四成以上。
浙江派招商局运输的漕粮仍然超过了五成。
光绪六年（1880）九月，上海沙船会馆向苏松太兵备道递呈了一封文书，重提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给他们做的保证。
原来在招商局成立初期，李鸿章为了平息沙船商人的恐慌，不得不向上海沙船会馆担保：沙宁东卫各船统运江浙漕粮，以百万石为率，余则拨归轮运。
现在沙船商人们指责李鸿章没有履行当时的约定，近年来轮船承运的漕粮数额有增无减，而商船的运米数量有缩无盈。
上一年沙船仅被指派装载40余万石漕粮，渐渐不及半数，因而他们要求多派装漕粮。
但是从事后的运作情况来看，这个要求并没有得到具体落实。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巡抚谭钟麟为承运四年分漕粮的商人请奖，朝廷的朱批居然是：“近闻承办海运尽为轮船垄断，沙宁各船生计萧条，以后着将轮船运米若干、商船运米若干，分晰具奏。”
次年四月，当谭钟麟报告海运出运情况时，清廷也不忘提醒他：“江浙漕粮多半由轮船装运，轮船多一分则商船减一分，此一定不易之理也。
该省所报米数，轮船起运者究有若干，着查明具奏，毋使商船向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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