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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言学转向进程中的历史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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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覆盖律历史解释模型的讨论，到有关历史叙事与历史解释之间关系的争执，人们的注意力从抽象的历史认识论领域被吸引到具体历史文本的实证分析上。
虽然前一阶段的讨论在叙事是否是历史叙述的必要条件这个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但大多数历史哲学家已经承认历史叙事具有解释的功能。
在这种情况下，更加深入的研究已经有了稳定的基础，其主流才可能指向分析生成历史叙事文本及其历史解释的各种要素。
20世纪60年代初，当历史叙事研究进行得热火朝天时，一些富有前瞻性的历史哲学家已经着手对历史文本进行语言分析。
历史文本中，最小的语言单位便是词或术语。
对它们进行分析是分析哲学家的拿手好戏，而且，一旦这种分析不再局限于语义学，而是在语用学的背景之下进行，过去历史哲学家很少觉察的东西便逐步显露出来。
波科克（J.G.A.Pocock）在评论赫克斯特（J.H.Hexter）的著作《历史中的重评》[32]时，明确提出了一些叙述研究应关注的问题。
例如，历史学家运用的那些术语，“历史学家在哪里找到其概念词汇的术语；这些术语平常怎样用，历史学家又是如何用；它们带着什么样的逻辑的、社会学的或其他别的蕴含；其意义如何在历史学家用了以后就变了，或变成了历史学家所用的意思；历史学家之陈述构成的历史怎样受到其运用语言时语言状态的影响。
这种考察模式与其说与逻辑或可证实性直接相关，不如说与作为社会工具的语言和作为社会行为的思想直接相关”
[33]。
波科克注意到了术语用法的多样性，其意义与历史学家的实际运用有关，也与当时社会的语言状态有关，等等。
他认为，史学批评的源起就在于历史学家的语言“含义丰富并有着多重意义，蕴含着不同的假设。
它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检验，具有不同的精确性。
这样，作为一种必要的处罚，术语的多重意义与它们蕴含的假设就有相互混淆的危险。
于是，这就为致力于消解意义混乱状态的史学批评模式留下了施展拳脚的空间”
[34]。
波科克认为，术语的多义性正是赫克斯特所谓的“重评”
具有意义的理论前提。
波科克的这些想法对于当时的历史叙述研究而言，具有突破性的贡献。
从上述话语中，他已经能够觉察到历史概念术语、历史学家、社会语言状态、社会思想等要素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一种深入探讨这些关系的历史叙述研究即将随此问世，即使它习惯上仍以历史叙事为例证，但从总体上，这种研究已经显示出超越单纯历史叙事和历史解释研究的巨大潜力，它要做的是，分析我们日常阅读的历史文本在被叙述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和制约，以及文本由此具有的多元意义。
当赫克斯特1961年出版《历史中的重评》时，他意在呼吁一场历史思想中的“革命”
，要求历史学家自觉承担对自己使用的专业术语进行批评的责任。
1967年，赫克斯特就这一方面做出了具体的努力。
《历史中的修辞》[35]一文试图通过对历史文本中修辞的分析，说明实践中的历史学是一门受规则限制的学科，但这些规则以及历史学的修辞方式与科学解释在本质上不同，因此，历史学家没有必要依据科学的模式来组织他们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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