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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变革和人的解放：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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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所进行的批判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批判，它的革命性正在于使这种批判转化成一种变革社会现实、促进人的发展的力量。
在一定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力图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寻找出一条变革社会的道路，但是，由于其理论本身存在的弱点，他们所提出的种种变革社会的方案不可能打破资本主义统治的樊篱。
如果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针对当时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失败所进行的理论反思与探索还具有比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那么，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的变革社会的主张已经转向了注重人的心理和精神的解放，带有浓厚的乌托邦空想色彩。
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新使社会主义从科学变为空想。
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先驱，在对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反思中，逐渐把对现实社会变革的努力从暴力革命、政治经济革命转向了主观的思想意识和文化革命。
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对于革命成功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一个阶级如果不能从总体上把握历史，形成阶级意识，那么，这个阶级在政治上就是不成熟的，就不可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它的利益组织起整个社会。
他说：“因为一个阶级能胜任统治意味着，它的阶级利益，它的阶级意识使它有可能根据这些利益来组织整个社会。
最终决定每一场阶级斗争的问题，是什么阶级在既定的时刻拥有这种能力，拥有这种阶级意识。”
[61]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和十月革命的胜利，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使卢卡奇认识到了阶级意识的重要性，所以他强调“只有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指出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出路”
[62]，只有成熟的无产阶级意识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
科尔施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出发，把社会历史运动看作是社会实践与思维观念共同组成的统一的过程。
所以，科尔施将思维观念看作是现实的组成部分，它们与现实的关系就不是反映与对象的关系，而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科尔施强调的是意识的现实性，这一现实性是与自然和社会的现实性联系在一起的。
他的结论是，任何革命都必须把思想意识革命放在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应该成为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通过弘扬这一意识，在理论上克服资产阶级意识，在实践中推翻资产阶级的全部现实基础，以此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总体目标。
葛兰西则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根本所在是取得领导权。
与列宁所强调的政治领导权不同，葛兰西强调的是思想文化的领导权。
他认为，只有首先取得思想文化上的领导权，才有可能取得国家政权，如果没有取得思想文化领导权，即使夺取了政治上的领导权，最终仍有可能是一个失败者。
他说：“社会集团可以而且甚至应该在夺取到国家政权之先就以领导者的身份出现（这就是夺取政权本身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63]他所制定的党的三大历史使命的其中两项是关于思想文化方面的：一是建立国民的集体意识；二是进行宗教和世界观方面的改革，就是基于他的这种思想认识基础上的。
葛兰西认为，在资产阶级领导权居于支配地位的时候，人们不可能真正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所以，只有建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意识，才能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使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变成实践活动的基础，变成人们协调一致的活动的要素，变成人们精神的和道德的结构要素”
[64]。
葛兰西在探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道路问题上，提出了通过无产阶级主观革命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这样一种方式，而不同于列宁所提出的暴力革命的道路，这种不崇尚教条、勇于探索的精神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法兰克福学派对未来社会变革的思考，是在他们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基础上提出来的。
他们认为，革命产生的动因和主体力量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分析基础上的社会变革理论，主张从人的心理、本能等方面来寻找社会变革的动因。
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支配了人的一切，人性遭到扭曲，个性受到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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