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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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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其 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相对于哲学、宗教、文学、历史等汉学领域，海外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迄今仍是国内一个认知不足的领域。
从民国至今，有相当数量的艺术史研究的汉学经典被翻译成中文，但仍是冰山一角。
本文尝试勾勒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概貌，但就其庞大的体系，仅能择要而述。
汉学家的艺术史
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下文简称“艺术汉学”
），最初可追溯至利玛窦、郎世宁等第一批传教士，他们或跟当时的文人官员画家交流，或者以传教士画家的身份研究中国艺术。
17、18世纪中国艺术即流入欧洲，主要是园林、陶瓷、漆器、版画以及一些低等级的水墨画。
西方对中国艺术的研究跟汉学同时兴起，但并无专门的中国艺术史研究。
不少传教士在之后的关于中国的著作中，都涉及中国的建筑和艺术。
1764年，温克尔曼撰写了第一本以“艺术史”
命名的《古代艺术史》，但艺术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则诞生于20世纪初德语地区的风格史学派，包括维也纳学派的维克霍夫、李格尔、德沃夏克，瑞士巴赛尔大学的沃尔夫林，德国汉堡大学的帕诺夫斯基。
美国艺术史学科成型于20世纪30年代，帕诺夫斯基以及沃尔夫林的弟子巴赫霍夫赴美讲课，后因纳粹上台，一批德语艺术史学者移居美国，促成了美国艺术史学科的升级。
西方对中国艺术品的收藏热，差不多亦开始于19世纪末。
但最初介入中国艺术研究以及中国艺术史论著的撰写，并不是风格史学派的专业学者，而是由一批传教士、汉学家、考古学家、诗人作家，包括法国的沙畹（Edouardes）、伯希和（PaulPelliot），美国的费诺罗萨（ErFenollosa）、福开森（Ferguson），英国的斯坦因（MarcAurelSteiAllenGiles）、阿瑟·韦利（ArthurWaley）、劳伦斯·比尼恩（Lauren）。
稍后，瑞典的喜龙仁（OsvaldSiren）才正式以艺术史学者身份加入这一队伍。
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由于从义和团到辛亥革命导致的国家混乱，中国的艺术品和文物形成了流失海外**。
除欧美之外，中国艺术品流失的另一个国家是日本。
从唐代开始，中国艺术品就流入日本，主要是以青绿山水为主的唐画和一部分佛画，五代至南宋梁楷、牧溪等的禅画；明治时期以前是明代的浙派院体画和吴门画派的作品，以及不少清代不知名的作品。
但青铜器和宋元书画到辛亥革命后才传入，主要由于罗振玉携大量字画流亡日本，以及京都学派的汉学家内藤湖南、金石汉学家长尾雨山等介入中国艺术的收藏和研究。
无论欧美抑或日本，早期从事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汉学家群体，由各种身份转型而来，但他们的研究都是围绕着收藏进行的，可以说收藏到何种程度，对中国艺术史的基础认识就到哪儿。
这一群体在艺术史和收藏之间形成难解难分的复杂关系，一些人在成为中国艺术研究专家之后，甚至兼有艺术经纪商、收藏顾问、博物馆策展人等多种身份，甚至之后加入了专业艺术的史学者亦如此，像费诺罗萨与弗利尔和波士顿博物馆，福开森与大都会博物馆，劳伦斯·比尼恩与大英博物馆，史克门（Lauren）与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内藤湖南、长尾雨山与日本的几大收藏家族上野理一、阿部房次郎、山本梯二郎、黑川幸七、矢代幸雄、住友宽一等。
最早撰写中国艺术的艺术史专著是由美国学者费诺罗萨于1912年出版的《中国和日本的艺术纪元》（EpochsofdJapa）。
此书虽不是专门的中国艺术史，却是以中国艺术为主的东亚艺术史的开山之作。
费诺罗萨原是毕业自哈佛大学的哲学学者，1878年赴日本东京大学哲学系教书，其弟子冈仓天心之后成为新日本画运动的领袖，并创办了东京美术学校，费诺罗萨亦在东京美术学校开设艺术史讲座，之后在日本最大的艺术经纪家族山中商会与波士顿博物馆之间充当美国的东亚艺术收藏中介。
到20世纪20年代，通过与艺术收藏圈的合作，欧美日完成了对中国艺术史初步的概貌认识，以及文化史角度的解释，开辟了汉学家的中国艺术史。
这批汉学家开辟了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第一个时期，即“艺术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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