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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美术中的女性形象（1949—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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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红梅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
毛泽东时代美术中的女性形象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学界通常将其概括为以男性为楷模的“铁姑娘”
，从而认为，正是在“男女都一样”
的口号下遮蔽了女性的自身意识。
但是，如果仔细考察这一时期不同阶段视觉艺术中的女性形象，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女性形象有一个从家庭向非家庭形象的转变过程。
本文即是通过探究与这一转变相关的一些重要因素，来考察这些形象中所蕴含的女性意识。
一般将“毛泽东时代美术”
的上下限设定为自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为止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1]在这个时期内的美术又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延安时期美术（1942—1949），新中国17年美术（1949—1966），“文革”
美术（1966—1976）。
如果按照具有标志性的政治历史事件以及艺术活动和艺术形态将1949—1976年的新中国美术再细分的话，大致可以分为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1957年至1966年“文革”
发生之前，1966年至1968年的“红卫兵运动”
和“全面武斗时期”
，1969年至1976年的相对稳定时期这几个时期。
虽说这几个时期的艺术形态不尽相同，然而对于女性艺术家来说除了受到当时的现实社会环境以及不断变化的新中国文艺政策强烈影响之外，同样还受到不断变化的新中国妇女政策的影响；此外，女性艺术家对于女性自身理想形象的塑造不但处于自身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凝视之下，同样也受到同时期男性艺术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影响，因此，如果对于此时期内视觉艺术中女性形象所蕴含的女性意识进行考察，就可以从其所受到这几方面影响因素来入手。
一、家庭形象
新中国的文艺政策延续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精神。
1949年7月2日，在北京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作了《开辟新的文学艺术局面》的报告，强调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未来新中国的文艺指导思想的地位。
同时，由于大多数艺术家分属于不同的国家组织机构，所以艺术家的创作与国家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就有了制度保障。
1954年，在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机关刊物《美术》杂志的创刊号上，中国美协负责人蔡若虹在《开辟美术创作的广阔道路》中号召：“一个艺术家应该随时随刻都生活在斗争中间，随时随刻都在进行生活的观察和体验，随时随刻都在从事创作的准备；作为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艺术工作者，首先要要求他的，就是在创作生活上具有社会主义的精神。”
[2]从中可以看出，一位艺术家的身份是“艺术工作者”
，其工作的宗旨是要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教育”
，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艺术家的观察方式和表现方式。
新中国成立伊始，以巩固新政权的文艺宣传活动立即以空前的规模和声势开展起来。
“领袖像”
和“欢迎解放”
是1949年新中国绘画最先出现的主要题材。
其后是各种政治运动，大量绘画作品及时跟进宣传。
革命现实主义是这一时期所提倡的创作方法。
所谓革命现实主义，一是强调“歌颂革命”
；二是强调“喜闻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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