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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首都机场壁画对中国现代艺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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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敢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1979年9月26日，首都机场壁画（下文简称“机场壁画”
）举行落成典礼，成为向新中国成立30周年献上的一份大礼。
同年11月1日，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中指出：“新近完成的首都国际机场的大壁画及其他有关美术作品，博得了各界人士和中外文艺家的高度评价，为我国建筑壁画开创了新途径。
这些壁画的作者大都是有才华的青年壁画家，他们解放思想，勇于创新，融合我国民族传统壁画的技法和现代技巧，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
这些壁画是他们和陶瓷工艺美术家、建筑师们密切合作的产物。
他们的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艺术成果及创作经验，值得总结和推广。”
[1]然而，机场壁画所产生的巨大反响很快就被袁运生作品中出现**形象的风波淹没了，以至于它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影响和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研究。
40多年过去了，我们可以站在更为客观的立场上来重新审视机场壁画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价值，完全有理由认为，机场壁画对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称其为中国现代艺术的转捩点亦不为过。
1976年粉碎“四人帮”
，标志着十年“**”
的结束，但是中国的文艺政策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从1976年到1978年，这是中国文艺政策向新时期转变的过渡时期，旧有的艺术观念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很多新艺术的萌芽已经开始酝酿生长。
从当时美术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人们感到春风已经苏醒。
1977年9月，罗马尼亚19世纪油画展在北京举办；1978年3月，19世纪法国农村风景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1978年5月，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画展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12月，文化部发出《关于美术院校和美术创作部门使用模特儿问题的通知》；1979年3月，国家为在“文革”
中遭到迫害的艺术家平反，恢复名誉；1979年5月，吴冠中在《美术》杂志发表引起巨大争议的文章《绘画的形式美》；1979年8月，《连环画报》第8期刊登连环画《枫》；11月23日，“星星美展”
在北京展出……这一切共同构成了机场壁画诞生的时代背景。
机场壁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由国家委托的大型壁画创作工程。
因此，在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种种迹象极富象征意义，与同时期一些艺术家个人的探索和尝试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无名画会和星星画会等。
首先，机场壁画打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
时期艺术为政治服务的状态，题材的选择更为自由和丰富多彩，涵盖了如神话题材、民间传说、民俗节日和自然风光。
其次，艺术风格和媒介的多样，具有装饰性和平面化的表现语言取代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
最后，这次大型的公共空间的壁画创作也掀开了中国公共艺术的新篇章，具有重要的启蒙价值和意义。
本文将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中国现代艺术的变革是从题材开始的，这一点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发展非常相似。
意大利理论家文杜里在他的《走向现代艺术的四步》中指出，乔尔乔内的《暴风雨》《三哲人》《沉睡的维纳斯》几乎不表现故事情节，是在征服“艺术的自律性”
的道路上迈出的极其重要的一步，也是迈向现代主义的第一步。
[2]而卡拉瓦乔的《水果篮》则显示他对一篮水果倾注了和神圣的宗教题材同样的热情，他在三百年前就已经为塞尚的探索指明了道路。
事实上，在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发展过程中，风景画和静物画一直是艺术家们偏爱的主题，因为没有主题的束缚，艺术家可以更加专注于对画面效果的表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艺术只能服务于政治，去表现革命和领袖题材，艺术家对现实也只能进行正面宣传，不能质疑和批判。
久而久之，无论是创造者还是欣赏者都习惯了“高、大、全”
的形象和“红、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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