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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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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为切近的传统而言，甲午之前的“清议潮流”
来自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与宋、明等清议一度出现的反抗情绪不同，它更具保守色彩。
此时清流们对下层军人、商人依靠镇压太平军或捐功进入官场大为不满，进行反击。
这些清流人士基本为官场在职人士，没有以文人群体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为依托，提出批判性意见。
“他们所追求的，只是在现存官僚行政机制之内，加强自己的名声和巩固自己的前程。”
[122]这显示了直到那时，面对日益深重的国家危机，清议仍无法突破长期的历史局限，体制之内的政治讨论难以解决由天下转为国家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政治难题。
中国的传统里民意经常等同于绅意。
朝廷虽然有绅意采集渠道，但只有到了报刊的出现，“绅意”
才得以真正的公共化。
与传统的绅意、清议相比，报刊的定期、公开传播，在反映和形成、引导舆论方面，均获历史性突破，确实能够汲取包括普通民众在内更广泛的意见。
报刊舆论取代体制内的议论，不仅是形式的改变，对现存政治的正当性也构成了挑战。
这种转变中政治讨论主体从士人扩大到民众，议论场域从官僚体系、准官僚的科举功名共同体走向体制外的“社会”
，显示了传统公共理念在近代的变化，其超越性的源头和道德价值评价日益下落至世俗框架，个体利益和多数民众成为新的正当性。
此时的民众，已从传统中作为被统治者的百姓日益转为现代政治意义上的“人民”
。
面对突然而至的政治危机甚至文化危机，知识精英不得不寻求新的政治讨论和参与方式。
这当然与西方政治思想的导入相关，毕竟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日益被描述为一种先进的思想资源。
但更离不开本土传统的激活和发展。
个体和权利意识的兴起，正当性重心从天下转移到个人，自有切近的中国思想渊源。
中国近代思想的变迁，一条重要线索是顾炎武、黄宗羲试图通过“合私以为公”
，进而肯定“私”
的价值。
此前的王阳明、李卓吾的“良知”
“本心”
，事实上已将道德理性的权威部分下放至个人，“从明代王学中开始萌芽的个体意识和明末的自然人性论到晚清通过西方思想的催化，发酵为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新的价值观”
[123]。
可以说佛学的“自我”
和王阳明心学中的“个体良知”
，都为威严的“天理”
打开一道个人裂口。
明末清初所出现的“合私为公”
，承认不同的私人利益，只是尚没有达到后世的公共利益高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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