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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章炳麟的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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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夷传统的显与隐
传统士人对“夷夏”
或“华夷”
差别，素有情结，“华夏中心”
观（地理）、“华尊夷卑”
观、“华夷之辨”
从《礼记》《春秋》等开始[41]，被写入典籍，成为一种悠久而普及的传统思想，对章炳麟这样的儒家典籍研习者来说，所需要的无非是新的“回忆”
。
哈布瓦赫认为，社会需求促成记忆者对事件和意象的重建。
[42]清末“华夷之辨”
的复兴，迎合了革命需要。
这种激发必然带有回忆中的重构和对满族统治者“野蛮”
历史的新刻画。
如果能够保存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外来统治者便可成功转为正统，这是少数民族政权（特别是擅长二元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依然能够生存发展的原因之一。
华夷关系在“文化中国”
框架下，坚持互相转化甚至互换。
这种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显性与隐性的不同面相。
表面上，“文化中国”
似乎忽略华夷或民族冲突，不过诸如以“种性”
“气类”
[43]来分别华夷的汉族中心主义，一直存在，只是随着历史环境和政治变化或显或隐。
在南北朝、南宋、元朝和晚明等时期，汉人处于弱势地位时，华夷关系紧张，种族排外趋势则彰显。
[44]晚清，这种关系的紧张再次出现，特别是甲午和庚子事变之后国家外交上的屈辱。
此前，无论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还是“扶清灭洋”
，实质上均以国家利益为本位，在汉民族主义没有被大规模传播、宣传之前，夷夏之防的对象已成功从清初的民族矛盾转向外来侵略者。
对于一般士人来说，以种族主义革命去推翻作为“恩主”
的朝廷，也无疑有很大的心理障碍。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有其复杂性，同时它表现的形式是多元族群的族群中心意识，但实质上它是以汉人族群中心意识为主题。”
[45]不仅章炳麟，其他激进人士也多如此。
例如，曾倾向革命的刘师培对此表述为“中国者，汉族之中国也”
。
这种民族主义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国家乃至文化上的危机。
官方现代化努力的挫折，笼罩在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头上，最终促使章炳麟等人寻找新的文化资源（如国粹），汉民族主义无疑符合上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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