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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领域的“技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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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领域更多地与个体的存在相联系，在人生领域之外，是更广的社会文化过程。
由人生的科学化进而外推，便涉及科学与社会文化过程的关系。
与人生观上的科学走向相一致，近代的一些思想家亦试图以科学的精神实现社会文化的转换。
五四时期出版的《少年中国》便明确提出了如下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文化运动。”
以科学改造社会、重建文化，确乎构成了一种普遍的时代意向。
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并足而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
相对而言，民主更多地关联着社会政治的变革，但民主本身在当时的思想家看来又总是与科学息息相关，陈独秀将二者比之为舟车之两轮：“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
[35]对科学与民主的这种沟通，同时也似乎为科学对社会政治变革的作用提供了根据。
事实上，陈独秀便把科学视为社会进步的条件：“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
[36]从科学与民主的并立，到科学为社会进步的前提，科学的精神进一步渗入了社会政治哲学。
科学向社会历史领域的扩展，首先表现于社会政治结构的设计。
1922年5月，《努力周报》以政治宣言的形式，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
该文的实际起草者是胡适、丁文江等，署名者大多为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及其他知名知识分子。
宣言所讨论的，主要是政治变革的问题，其目标则是建立“好政府”
。
所谓好政府的内涵包括：“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
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一，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二，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这里所涉及的政治监督、个人自由、社会福利等，也就是当时理解的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之一，而把这些目标与政治机关联系起来，则蕴含着对机构运作、操作程序的注重。
为了达到以上目标，宣言还提出了政治变革的三项原则：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
，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
，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
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
，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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