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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是有关当前论证责任的区分，有关我在第九章讲过的那些事实之一，即与分解式主体性相对的情况总要被更新；理解也是类似的，这种情况并不使自我负责的理性和自由失去效力（尽管它限制了它们的范围）。
争论的方式正常起作用，全都太容易分化为两个阵营。
一方是自我负责的理性和自由的理想的持有者，他们感到因此必须要采纳分解的人类学。
这种人类学产生于他们与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接触，这种认识论的权限假定了某种像洛克的主体观这样的东西。
另一方是这种有点脱水的观点的抗议者，他们因此感到必须完全排斥这些理性和自由的理想。
以一种类似的——可理解但却是无效的——方式，激进的启蒙运动信奉一种否定强势评估的哲学；而且以其自身的样式，发展创造性想象力已倾向于给予主体自我实现的哲学以色彩。
这些也引起两极化的争论，因此失去了重要的洞见。
这个问题全部指向上边我提到的至关重要的哲学派别，它们一直试图使我们脱离这样的偏见，即我们很容易滑入或形成情景化自由的人类学。
我提到的其他两个矛盾区域，最初不像我正在讨论的这个区域那样得到广泛的认识。
毋宁说，只有通过我正在勾勒的现代认同的图景，它们的轮廓才会显现出来。
我首先列举的第一种区域包含着有关根源的问题。
在此似乎不是一个重要的冲突。
跨越意识形态和形而上学信念的巨大差异，我们对正义和仁慈的要求，以及它们的重要性，有着令人惊奇的一致性。
存在着差异，包括有关堕胎的刺耳争论。
但是，这些例子极其罕见，对普遍同意来说是有说服力的证据，可稀有使它们更显眼。
为了理解我们的一致包容多广，我们只需要把我们文化中的任何派别与以前以及在它之外所持的基本信念相比较：例如，我们可能想到司法酷刑，或因偷盗罪而被砍去手足，甚或想到公开宣布的（与隐蔽的和未公开声称的相对照）种族主义。
所以，只要我们围绕规范而结合在一起，为什么要担心我们在理性上不一致呢？不一致并不是问题。
毋宁说，问题是什么样的根源能支持我们对仁慈和正义的广泛的道德承诺。
在我们的公共争论中，就这些规范而提出的空前严厉的标准，并未受到公开的挑战。
要我们关心地球上全人类的生活和幸福；号召我们在全球推进人们之间的正义；我们赞成关于权利的普遍宣言。
当然，人们经常回避这些标准。
当然，我们赞成它们时，伴有大量的虚伪和内心的保留。
然而，它们仍旧是可以公共接受的标准。
它们不时激励着人们的行动——就如电视激发的许多减少饥饿的运动，或临时凑成的（Band-Aid）活动。
就我们严肃对待这些标准的程度（而这因人而异）来说，如何体验它们呢？它们可能只被感受为专横的要求、标准，我们感到它们是不适当的、坏的，或因不能满足而有罪恶感。
毫无疑义，许多人，或许几乎我们全部有时以这种方式体验它们。
或许，从我们自身价值的意义看，或者更恰当地说，从暂时减缓我们通常难以满足它们的边缘的但却压制性的含义的意义看，当我们有时满足了那些标准时，我们就能“升华”
。
但是，由人明显值得帮助或得到公正对待的强势含义，即它们的尊严或价值的含义所推动，是极为不同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得以接触到了道德根源，是它们本来支撑着这些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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