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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级制下的残酷：自然与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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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尼采的角度，应该区分出在恐惧压制、攻击他者的残酷与等级制下不平等造成的残酷。
前者是能力低下的群畜出于恐惧和防卫而主观故意制造的，不同于等级制下不公平造就的状况。
而《启蒙辩证法》把两种残酷等同视之了。
阿多诺用如下《道德的谱系》第一节中对高贵的野蛮人的描述，来论证尼采主张主观故意地对弱者施加的酷刑，就像法西斯主义消灭犹太人那般，这确实误读了反对反犹主义的尼采。
是的，尼采谈道，高贵的野蛮人摆脱了所有社会的禁锢，享受着自由，他们在野蛮状态中弥补着在和睦的团体生活中形成的长期禁锢和封闭所带来的紧张心理，他们返回到了野兽良心的无辜中，变成幸灾乐祸的猛兽，他们在进行了屠杀、纵火、强暴、殴打等一系列可憎的暴行之后也许会大摇大摆、心安理得地离去，仿佛只是完成了一场学生式的恶作剧，他们也许还相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诗人们又有值得歌咏和颂扬的素材了，所有这些高贵种族的内心都是野兽，他们无异于非常漂亮的、伺机追求战利品和胜利的金发猛兽；隐藏着的内心时不时地会爆发出来，野兽必然要重新挣脱，必然要回到野蛮状态中去——罗马的贵族、阿拉伯的贵族、日耳曼的和日本的贵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他们都同样具有这种需要。
这是在历史地描述野蛮的贵族，而非描述现实当下的事。
同时，这也是在说他们高贵文化的自然基础和史前状态，而非在论证现实，更不是呼唤未来的事情。
尼采颂扬“高贵种族的这种表现得如此疯狂、荒谬、突兀的‘果敢’，这种不可捉摸，这种甚至对他们自己的行动都难以把握（佩利克勒斯特别强调了雅典人的rathumia），他们的这种满不在乎，以及对安全、肉体、生命、舒适的蔑视，对所有破坏行为，对所有胜利的**欲和残酷的**欲的那种令人恐惧的兴致和发自内心的爱好——所有这一切都为他们的受害者勾画出‘野蛮人’、‘邪恶的敌人’的形象，或许是‘哥特人’或者‘汪达尔人’的形象。”
①霍克海默、阿多诺大段引述了尼采的这段话，来论证尼采对弱者的残酷，以及与萨德观点的一致性。
这种高贵的野蛮人引发的“残酷”
的确是一种尼采认可的“残酷”
:是历史上发生的，并且有助于尼采认可的伟大、高贵价值实现的残酷。
历史上对如此发生的，在历史上起到了有助于高贵、冒险、创生、勇敢、健康等尼采推崇的高贵价值的“积极作用”
的，已经得到了批评相反的基督教道德的尼采的认同。
但正如尼采一生不遗余力地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却明确地肯定传统形而上学的有益作用一样（看透了真相的超人“他还必须极为审慎地克服形而上学。
这样的话就有必要向后倒退，即他必须理解这类观点的历史合理性和心理合理性，他必须认识到，这类观点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发展，如若没有这样一种后退运动，就会失去人类迄今为止的最佳成就”
①），他也肯定高贵的野蛮人做出的这类历史上发生的“恶行”
有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
对历史上已发生之事的肯定，绝不等于认为未来还应该如此发生；正如认同一个人年少时的所为绝不意味着赞成他以后还如此作为一样。
何况，对此恩格斯也有非常类似的观点。
恩格斯在写于1886年（尼采写出上述观点是1887年）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高度肯定黑格尔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
之论段，认为它有两个意思：一是“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
，二是“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
在高度肯定主张“恶”
起积极作用的黑格尔的同时，主张“追求幸福的欲望”
并把它视为道德基础的费尔巴哈，却遭到恩格斯的批判和嘲笑，他的理论被认定为“极其贫乏”
和“空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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