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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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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者问严烟，天地会成员可以得到什么好处，他答道：
……要入这会的缘故，原为有婚姻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同教暗号，便不相犯；将来传教与人，又可得人酬谢……[32]
1802年，清廷从北京委派高官那彦成前往广东调查博罗县的一次起义，描述了牵涉其中的添弟会如下：
添弟会名起源于福建漳泉，粤之惠潮与之接壤，沿习既久，遂成土俗。
粤省民人多聚族而居，其客籍寄居者，均系无业游民，性复犷悍，聚党成群，遂结拜添弟会，遇事互相帮助。
会内亦间有本处之人，而系客籍者十之八九。
其土著民人因客籍结会，恐被扰害，又因深山耕牛，难得牛只，被添弟会偷窃，亦各于乡内纠众立会，每户按年派钱，存为公项使用，名之曰牛头会。
两会之人彼此争竞，积怨构衅，互为仇敌，已非一日。
此次归善、博罗、永安三处滋事，归善添弟会系陈亚本为首，纠党数百人，欲抢劫牛头会村庄，尚未起事，即被……拿获。
[33]
18世纪末19世纪初还有其他相同模式的例子。
在这段时间，很多天地会看来基本上是互助组织，这些组织可以分为两类：与林爽文叛乱相关的供词显示，他的很多被捕的同伙都身在地方上的市场网络之中，严烟是卖布的、另一个是卖酒，还有一个是卖吃的，另外还有几个在广东的戏班子工作；博罗的组织是另一类，是农村中参与械斗的多姓氏组织。
[34]
秦宝琦驾驭北京的资料十分出色，他整理了嘉庆、道光两朝（1796—1850）96个天地会组织领袖关于该会宗旨说法的案例，发现其中26个是为了在遇到困难时寻求协助，15个说希望捞钱，39个想打劫富人，5个为了拒捕或准备反抗，只有11个是想攻打城市、打出自己的旗号以及造反。
[35]庄吉发详细讨论了嘉庆、道光两朝75个案例，其中一些显然具有反朝廷的意识形态，但到道光末年却只有几个积极造反。
[36]
从现存档案中，很难看出这些组织所接受的意识形态与西鲁故事中的起源传说距离是否很大。
但我们确实知道，万提喜与这些组织关系密切。
在1806年发现的一个文本中，他名列土地神，并与其他神明和天地会创始人一起成为祈福的对象。
在庄吉发所引的几个例子中，万提喜的名字均题在灵牌上，并安放在拜会仪式的神坛。
[37]据悉，这个传统在更大的地理区域流布。
初时基本上是在福建和与之毗邻的广东地区，至嘉庆（1796—1820）初年，广西、湖南和江西都有天地会的组织。
而在广东，至嘉庆末年，已遍布整个珠江三角洲。
[38]
天地会日益与抢劫和走私等犯罪活动扯上关系。
但这种关系不一定是证据充分的，例子不一而足。
一份备忘录指控小刀会、三合会和三点会在广东打家劫舍，地方官员抗议，说这些名称在广东闻所未闻，即使结拜也是一种普通的制度。
[39]把犯禁的组织与犯罪扯上关系，是清朝官员的惯常做法，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是法律让官员们对天地会产生偏见。
然而，有颇强的证据证明一些偷运鸦片的组织可能采用了天地会的方式。
在道光朝（1821—1850）的材料中着重提到的与天地会活动有关的地理区域，就是从广东和福建到江西的主要内陆路线，也就是由江西的南安和赣州到福建邵武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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