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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代到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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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成文族谱的政治议程[1]
明朝理学家陈白沙（1428—1500）在他为某邓氏的族谱所撰的序文中，讲到一个故事，一个妇人拯救了他夫家的族谱。
根据陈白沙的说法，1449年秋“寇盗”
黄萧养**南海县，邓氏族人逃命，那位妇人对丈夫说，“贼且至矣，他物易得耳，谱亡，文献无征”
。
妇人随即带着族谱逃到县城附近的某个村庄。
据陈白沙说，幸得这妇人，族谱才得以保存下来。
[2]
15世纪40年代是祠堂和成文族谱在珠江三角洲盛行起来的前夕。
陈白沙是这个地区倡议编修族谱的先驱，而他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不但见于他为不同族谱所撰的序文，也必定见于他赞成宗族建立集体拜祭祖先的制度。
他的朋友新会知县丁积编印了他的守冠、婚、丧、祭“四礼”
的训诫。
祭礼遵照《朱子家礼》而行，而根据他的解释，乃是要求富裕人家在特别兴建的祠堂里拜祭祖先。
陈白沙为不少祠堂的落成撰写过文章，他把以祠堂为中心的宗族视作一个有共同意志的社群，也是相当清楚的。
“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
[3]行祭祀之礼，必须分清祭祀者的尊卑等级，但他知道族谱总是不准确，他在给那个邓氏的族谱所写的序文中，强调记录必须准确。
他建议：“自吾之世推而上之，缺其不可知者，存其可知者，良谱也。”
[4]换言之，成文记录不保证准确，但当然应该尽量准确。
这看来的确是其后编修族谱的态度。
成文应该成为一种记录，以便流传下去，也应该信实可靠，尽管偶然出错在所难免。
判断族谱应该根据其准确程度，是研究成文族谱的学者通常视作理所当然的立场，而弗里德曼也许比大多数族谱学者更明白深藏在这个立场中的谬误。
他在1966年的一部著作中指出：
少数从事研究这些材料的人，倾向于仅仅把族谱视作人口、制度和传记的资料来源——简言之，视作社会史的文本。
但一如所见，族谱远不止于此。
族谱就是一整套关于源头与关系的声明、一份约章、一个开枝散叶图、一个广泛的社会组织的框架、一个行动蓝本。
族谱是一种政治陈述——因而是人类学的上佳课题。
[5]
历史人口学家自己也十分清楚，为了捞取政治利益而加进成文族谱中去的虚假权利，抵销了这些重要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只是还是得一再重申弗里德曼在20世纪70年代的主张，那就是尽管族谱对人口分析有用处，而人口学家又缺乏中国人口流动的数据，也一定不能把成文族谱当成是婚姻生死登记册，而只能当成是族人资格登记册。
本文把族谱当作族人的记录看待。
族人的资格怎样与宗族建立这个重要过程联系起来，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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