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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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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看到庙宇和祠堂不但在乡村重要，在乡镇也同样重要，我们也就认识到“礼仪领袖”
比起韦伯假设的私人提供的社群服务，角色更为重要。
礼仪也有非常明确的宗教意义，这个意义也就是这些领袖侍奉神祇，而由于他们的工作，神祇便可能护佑社群。
明清社会史主要表现为侍奉神祇的竞争，以及神祇之间护佑社群能力的竞争。
这些竞争的其中一部分，就是由官员所进行的一个礼仪清洗的持续过程。
在明代，尤其是在嘉靖时期（1522—1566），一些清洗措施是针对佛寺和特别是“**祠”
而做出的，那些“**祠”
所供奉的是法令中没有具载的神祇。
佛寺在万历时期（1573—1619）复苏，一直存在至清初，成为强有力的土地管控者。
但是，社会的宗教秩序在这段时间至少在某个意义上改变了，因为16世纪宗族兴起而佛寺衰微，地方家族和宗族以佛寺捐献之名所拥有的土地，被拿回并放在宗族基金之中。
很多乡镇初期处于佛寺的威势之下，明初则庙宇（多供奉真武大帝）与之争雄并取而代之，我认为这并非意外。
濮院和南浔所爆发的争执，正是在这个框架之中展开的。
[61]
佛山和本文所提及的三个乡镇显示，商人与绅士（或学者）之间的差异是何等微不足道，但是，与明初里甲地位划分所显示的礼仪秩序相联系，以及与明代中叶的科举功名相关的法律地位差异，却往往是真实不虚的。
刘志伟提供了这种差异的一个出色的例子，填补了我在佛山研究中的遗漏。
[62]在佛山，自明初开始，北帝（真武）庙即已取代佛寺成为镇组织的中心，而每年均举行北帝巡游。
到了18世纪，绅士透过他们的文人结社以及与官僚机构的联系，控制了庙宇的地产，他们与庙宇节庆主事者之间的分歧已经呼之欲出。
（绅士阶层所撰的）地方志记载18世纪正月初六的北帝巡游时指出，“愚者谓以手引舆杠则获吉利，竞挤而前，至填塞不得行”
。
这段文字的文人作者又评论说：“此极可笑”
。
同一天，“绅士集崇正社学修文帝祀事。”
这种有关文人与大众之分别的描述，与弗里德曼以来一直流行至今的见解不符，这种见解低估了文人信仰的大传统与大众信仰的小传统之间的差异。
[63]正如很多对中国社会的概括描述一样，在描述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文化联系时，往往没有把理想与现实分清。
弗里德曼正确指出，现实就是绅士和大众信奉同样的宗族，然而，绅士应该高踞大众之上的理想则充分传播，以影响社会行为。
佛山的绅士是个有地位的群体，须表现出绅士气派，而看来他们是选择在大众神祇的巡游中这样做。
这样的文化特性，并非出于镇与村的差别。
在礼仪领袖中间，礼仪是影响力的竞争。
礼仪与崇拜的传播，与贸易路线、迁徙和朝廷认可的关系，大于与地域社群之间差异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庙宇的渗透性影响不但跟大众与士人之间的差别相对立，也与它立足于其上的明代礼仪秩序相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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