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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礼仪：宋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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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注意仪式，与儒家提倡礼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相同的倾向。
人类学作为一门学问，假设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于“仪”
；儒家作为一种学说，认定人与人的关系根本于“礼”
。
两者的共同点在于把“仪”
或“礼”
放到理论的核心。
但是，人类学讨论的“仪”
，指的是文化产生的设定程式，近似于戏剧的剧本；而儒家所指的“礼”
，则源于天理产生的必然定律。
所以，假如还是用剧本来比喻设定行为的程式的话，在天理的安排下，剧团演来演去只能演一出剧本。
自宋到清中叶，儒家教化的目的，就是推广这一出剧本，以天理规范的礼教取代地方的风俗。
在珠江三角洲，这个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但推广礼教的结果，却扶持了一群以保障“礼教”
为己任的士人，发展了一些为国家所认可的地方礼仪。
通过这些礼仪，边缘的地方得以归入国家“礼教”
的秩序之中。
在珠江三角洲，从北宋到清中叶，这个礼仪的演变过程，可以分为四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北宋元祐二年（1087），广州知州蒋之奇初到任，行释奠礼，见广州学宫简陋狭隘，新而广之。
[2]10年后，章楶在绍圣三年（1096）记其事，说明这次兴办学校的来龙去脉。
原来庆历中（1041—1048），仁宗诏天下兴学，当时广州只有西城蕃坊里的夫子庙，“其制度迫陋，不足以容生徒”
。
后有郡人刘富，不但捐资，而且亲自建学。
但到“始将完”
之时，转运使陈安道却“陋其卑陋，止富勿修”
，动用官款另建学校。
[3]蒋之奇行释奠礼的地点，相信就是这里。
可见自庆历至元祐的40年，广州的学宫一直在扩大。
据《宋会要》载，仁宗朝多次诏州县兴学。
[4]转运使陈安道、知州蒋之奇兴办学校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但夫子庙建在蕃坊，郡人建学宫被止二事，却需要作进一步的考析。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章楶有关广州文化状况的论述中，可略见端倪：
四方之人，杂居于市井，轻身射利，出没于波涛之间，冒不测之险，死且无悔。
彼既殖货浩博，而其效且速，好义之心，不能胜于欲利，岂其势之使然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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