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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民说》的思想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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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末的戊戌启蒙思潮中，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派，就曾根据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等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以及中国儒学经典《大学》里的传统思想，提出了“新民”
主张。
梁启超在《经世文新编序》一文里讲到，撰毕《变法通议》后，准备“集天下通人宏著，有当于新民之义者为一编”
，批评社会上一般的通人魁儒对于《大学》的新民之道“熟视无睹，有若可删”
。
①然而，绝不能把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民说》看成19世纪末新民主张的简单重复，它已注入了新的内容，其思想高度超然时人。
19世纪末新民主张的核心内容是开民智。
维新派在他们的文章、演说、奏折中一再呼吁开民智，将开民智看成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是变法能否顺利进行、民主制度能否在中国实现的前提。
这也是梁启超当时的思想状况。
他曾大声疾呼“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
①。
相比之下，要求改变传统思想意识、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的新民德的呼声还非常微弱，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然而，戊戌以后，尤其到了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民主张就不再只是开民智了。
1900—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表达了他的这一愿望。
梁启超敏锐地觉察到，20世纪不仅是中国社会往何处去的过渡年代，而且也是新旧道德更替的年代，认为学习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应当以精神文明入手，“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
②。
指出在这个新的时代里，独立与合群、自由与制裁、自信与虚心、利己与爱他、破坏与成立等十种德性，都为中国人所不可缺；而“奴性”
“愚昧”
“为我”
"好伪""怯懦""无动"等民族劣根性，则是近代中国轭于被压迫被奴役的精神枷锁，是积弱之源，必须根除。
到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的时候，梁启超便以“中国之新民”
的姿态挑起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的重任。
在《新民说》中，梁启超突出强调的主题就是道德革命，力图“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
，坚信“新道德出焉，而新民出焉”
。
③
梁启超在启蒙思想宣传上的这一变化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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