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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戊戌维新派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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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维新期间，汪康年到底是洋务派人物，还是维新派的一员，这是确定汪康年与《时务报》之间关系的一个关键问题。
笔者认为，汪康年虽然是张之洞的幕僚，做过张之洞孙子的“业师”
，在办报期间与洋务派仍保持着各种关系，但就他这一时期的思想行为来看，汪康年应是维新派的一员，他与洋务派在一些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和矛盾。
首先，在要不要变革封建专制制度，要不要提倡民权的问题上，汪康年与洋务派张之洞等势不两立。
在这个问题上，洋务派与封建顽固派的看法完全一致，极力维护封建专制制度，攻击“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
，“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
。
④而汪康年却第一个在《时务报》上倡导民权学说，在《中国自强策》一文中，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其治多禁防遏抑之制，而少开拓扩充之意”
，害得全国之人都沾染上“徇私”
“恶直”
“崇虚”
“耽逸”
的恶习；明确指出：“至今日而欲力反数千年之积弊，以求与西人相角，亦惟曰复民权、祟公理而已”
。
其具体办法是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立法与行政分离，既立上下议院，又设相臣，下辖户部、刑部、商部、农部、外部、兵部、工部、民部、海部、教部、邮政等十一部，取代军机处行使政府职权，各部大臣及各省督抚的任免，均由议院投票裁决，做到职责分明，“在事之人，有治事之权；事外之人，有监察之权”
，彻底治愈封建制度下的“官邪”
习气。
①其文一出，立即招来洋务派同僚的督责。
但汪康年并不为所动，在《时务报》第9期发表《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大谈实行民权有三大好处：一有助于行君权，二有助于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三可以民权抵御西方列强的要挟，论证实行君民共治，符合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不存在洋务派和顽固派所说的“患权之下移”
“豪强横行，乱且未已”
的问题，断言“天下之权势，出于一则弱，出于亿兆人则强，此理断断然者”
。
其次，在要不要发展民族资本以及如何发展民族资本的问题上，汪康年的主张也与洋务派对立。
洋务派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因此他们并不鼓励民族资本的发展，对近代企业多实行封建性的官办和官督商办政策。
而汪康年则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立场上，猛烈抨击清朝政府对民族资本的种种束缚和限制，揭露洋务派的官督商办政策摧残民族资本的发展，是“以中国之官权，行西国之商法，官本则昂物价以抵除，而莫或过问也；商本则暂以微利羁縻，而莫敢与闻也。
遂以倾诈阴险之才，行笼络捭阖之术，尽取天下之利权，而归之一己。”
呼吁清朝政府改弦易辙，在提高货物质量、降低成本、方便交通、扩大销路等四方面，给民族工商业者创造条件，提供便利。
②
再者，汪康年对变法维新的态度也与张之洞迥然不同。
张之洞参与维新派的变法活动，目的是利用和操纵维新派的活动，而汪康年与康梁维新派的接近，则是出于政治立场的一致。
他主持《时务报》期间，虽然与黄遵宪、梁启超存在矛盾，但在政治立场上始终站在维新派一边，在梁启超脱离报馆之前，汪康年因发表梁启超宣传康有为“三世”
改制理论和抨击当权洋务派和顽固派官僚的文章，一再遭到张之洞幕僚的严厉督责。
如梁鼎芬责问汪康年“自云不附康，何以至是?”
①张之洞的另一幕僚缪荃荪则因此拒收《时务报》，责备汪康年“意欲何为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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