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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从后结构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重诉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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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标志了“后马克思主义”
的黎明以及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问题式的断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按照霍尔的意思，葛兰西是这种衰落的始作俑者，而葛兰西对文化研究的重要程度“恰恰体现在他在文化研究中以彻底的方式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遗产上面。
葛兰西‘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性至今尚未被人们理解，并且或许人们也永远不会将之拿来与我们正在进入的后马克思主义时代进行根源上的考量”
①。
——要是葛兰西得知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
的使者，一定会大为惊讶，乃至可能会很绝望。
在文化研究领域的理论朝圣之旅当中同样重要的是这种“语言学转向”
，它已经“偏离了这种大致由马克思主义奠基的既定道路”
②。
正如霍尔所言，“理论的重塑，作为一种不得不通过语言和文本的隐喻来质问文化的结果，代表了现在文化研究必须常常定位自身的突破口”
③。
在霍尔看来，早期文化研究的“阶级还原论”
④倾向和“文化与符号转换的简单二元隐喻”
⑤已经得到了解决，其解决方法是“从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元隐喻的改良版本的藕断丝连，向彻底的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概念的总体理论转向”
。
①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的抛弃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转换隐喻”
标志着文化研究探讨“条件与意识之间的辩证法”
的努力的衰落。
的确，霍尔赞同用“多元重音的对话”
“隐喻”
来取代“阶级对立的辩证法”
“隐喻”
。
②对于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来说，相对自主性已经成为单一自主性；阿尔都塞的“支配结构”
概念已经被没有中心和主导的结构概念所取代，并且历史必然性已经在历史偶然性面前臣服。
这种思想的迁移在霍尔写作《现代性的形成》一书的导言中显露无遗。
霍尔将这本书描述为对那些有助于“转向现代性”
的“四种主要社会过程”
的检验——“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和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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