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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族化霍尔：模棱两可的表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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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霍尔在人们心目中还一直是非常难以捉摸的形象，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工作的时间和范畴，又或许是因为对于人们给予他的定位感到不安，但他在许多方面却被质疑和彻底重塑。
霍尔本人曾这样评价过文化研究“有时我觉得像是一个生动的场面，像是过去精神的复活”
③，而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曾这样评论道：“任何作家创作有关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小说，如果从四处寻找一些典型人物将各种趋势和阶段联系起来着手，就会发现自己已经不自觉地在重塑斯图亚特·霍尔了。”
④霍尔既承认也拒绝过这样的定位，他评述道：我想要将自己从对人们表征的许多责任中解脱出来——我至少肩负三种表征：人们期望我为整个黑人种族辩护，无论是理论的方面，还是批判性的方面的所有问题，有时也期望我谈论有关英国政治，以及文化研究的看法。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英国黑人知识分子的责任。
①
这些定位中的第一种（关于种族的）是最令人气愤的一种，至少在英国是这样的。
例如，早期被引用的，盖茨将霍尔描述为“英国黑人的杰出理论家”
就很有趣，这一描述可能被许多英国学者看作是对霍尔影响力的狭隘的、限制性的，甚至蔑视的描述。
在前面提到过的最近几篇关于他作品的概述中，有关霍尔种族身份和他在种族研究方面影响的问题，在人们对他角色定位的讨论中就显得很不合时宜，讨论主要就霍尔作为文化研究的鼻祖，新左派的领军人物、针对撒切尔以及后来的布莱尔的批评家身份，他关于媒体和表征问题的作品以及他与马克思、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相遇等问题展开。
海伦·戴维斯（HelenDavis）在为《了解斯图亚特·霍尔》一书所做的引言中写道：“霍尔不是以对族性与种族的思考作为他工作的起始的。
他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自我）发现之旅。”
②詹姆士·普罗科特（JamesProcter）相当武断地评论道，“从霍尔早年生活来看，文化研究呈现出一种不寻常的复杂性”
③，但在这篇文章中其他见解深刻的方面，霍尔对族性和种族问题的研究，与霍尔本人以及他五十多年来从事的英国黑人流散的研究却相距甚远。
普罗克特就简单地将霍尔的种族身份定位为起源问题——正是他在加勒比地区的童年生活形成了他对阶级、种族和身份政治的学术关注。
①同样地，罗杰克也宣称“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探索霍尔学术兴趣转移的复杂线索，据此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正视霍尔在牙买加的成长经历”
②。
但是，毫无疑问罗杰克将这一形成时刻局限于霍尔在加勒比的童年时期，局限于与当地的“‘深色人种’'黑人’之间的冲突”
中③，甚至局限于遭遇殖民地有色人种等级制度迫害而伤痕累累的家庭生活的紧张关系中④——对霍尔而言，他的学术研究是个人的行为而非政治的。
正如比尔·施瓦茨回应说“罗杰克不会允许自己反复地考虑加勒比和英国之间的复杂互动……这不仅忽视了20世纪50年代霍尔的学术生活中加勒比的部分，也忽视了60年代及以后他在英国的加勒比组织中的进一步发展”
⑤。
值得玩味的是，罗杰克却用了11页的篇幅详细讨论了在过去的二十年中，霍尔的学术生活被种族、族性和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工作所占据的历史。
①
相反地，格兰特·法雷德在他对于霍尔早年生活和工作研究的记录写道，霍尔的牙买加阶级特征使得他“参与英国种族研究②的时间推迟了近二十年”
。
对法雷德来说，霍尔的“黑色之旅”
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动**中产生出来的，与第二代英国黑人的出现密切相关，在这次活动
中，霍尔“第一次站在了黑人这边，这一团体内的位置实质上是新的、未知的”
③，因而实现了他自身的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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