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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中的城市贫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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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对警察与英国黑人社区之间的冲突进行民族志分析之时，我们会对斯托克纽因顿市一位警长的言行感到非常不安，因为这位警长曾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强调黑人坦率承认犯罪事实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又刻意回避了一个种族主义者对于类似抢劫行凶问题的道德恐慌。
①一位种族主义者臆想的虚构现场与“真实”
的犯罪现场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在这部著作当中，霍尔使用了一些令人惊惶不安的语言和概念来描述当时伦敦这个颇为臭名昭著的警局。
当我们对英国文化研究当中的语言修辞以及《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当中的论点进行复审之时——该书无疑是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汇编的力作——我们一下子就被震惊了!
设想一下更具当代感的后殖民词汇，②《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这本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开山力作展现了英国黑人犯罪的社会结构——在某种局部层面上而言，这本书是以对贫民区这个描述性概念的铺展为基础的（这是一种带有都市生活感的贫民区）。
在解构贫民区的研究当中，斯图亚特·霍尔及其同仁们常常诉诸一种隐喻的黑色殖民地，这是刑事量罪与“社会现实”
的种族主义实践的受害者（书中第10章）。
①作者指出了种族主义者对于行凶抢劫的分类方式，也就是依据行凶地点，尤其是把焦点放在黑人聚集区上。
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一位白人青年袭击了一位黑人公共汽车售票员的例子仍然能够创造一种行凶抢劫的种族化形象，因为：
对特定犯罪现场的特写激活了早期及后来的布里克斯顿和克拉珀姆（Brixton&.Clapham）协会。
②
这里的论证结构打上了源自工业革命时代的城市生活的书写传统，即将对都市发展的畏惧与社会学科的诞生联系起来，而这在探析维多利亚时代的黑暗大都市的《社会的发现》一书中得以通篇贯彻。
③
正如《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所强调的，一旦布洛威公园发生了一起警民冲突事件之后，犯罪、种族与贫民区就会混为一谈，因为人们惯于“将黑人犯罪、地区与种族看作是城市中心贫民区的黑人青年的标签”
④，对于霍尔而言，犯罪地点的种族化肖像会与种族、地区以及恐怖的空间想象融合起来。
有那么一段时间，这种焦虑重重的城市空间曾经是我们思考与描述过去城市的重要方式。
在一些描述都市生活的学术篇章里，修辞结构往往遣用一些意味深长的术语，比如街道、广场、路障、集市等，这些术语常常扮演着唤起（转喻）城市生活感以及描述（隐喻）特定社会现实的双重角色。
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一种更加宏大的社会背景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它是《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的重要主题，后来在1979年，霍尔在具备里程碑意义的柯布登讲座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威权民粹主义”
概念，它勾画了利用“锻造学科常识”
①的方式来暗中摧毁福利权利、公民概念以及工会自由的政治规划。
在其早期阶段，霍尔分析了出现都市危机的原因，他认为“实际上，利用警察暴力推行的管控与强制措施助长了对一些都市殖民地黑人进行非法量刑的气焰”
②，而作为典型的这种黑人社区再次沦为时代变化的牺牲品；同样，人们或许会将霍尔对80年代的“骚乱”
事件的分析视作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该作品以参与形式将“骚乱”
与起义政治学紧密相连。
③
在这种分析当中，身体与想象之间的张力并没有得以明确解决。
它在浮于表面的人口统计学的经验现实上游走不定，而刑事量刑的种族主义处理以及种族犯罪的文化意义虚构是造成这种伤害的重要原因。
种族主义的侵害活动使得生灵涂炭，而城市形象的种族主义形态也不可忽视。
本文认为，人口统计学的经验现实与城市形象的种族形构矛盾重重，而这种种族从属形式却固定成为一种体制化的监控实践。
笔者在其他地方也曾指出，刑事量刑与种族主义二者合一的情况下，这种张力并非此种分析方法的缺陷所在。
①
但是在《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当中，作者似乎多次忽视了作为隐喻的贫民区与作为现实的贫民区之间的差异，前者是在种族主义话语当中虚构的黑人殖民地，它用以指代犯罪行为；后者则是现实存在的黑人殖民地，它是英国社会中的下等社区。
在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其作品当中最有力度的分析元素，而且这还将它与绝大多数涉及刑事量罪的描述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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