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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霍尔的撒切尔主义批判与身份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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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后（这也许可以被看作第三个阶段），霍尔开始活跃于多个理论前沿。
作为集体研究成果的《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标志着他成为一名关于种族与阶级关系、英国黑人经验和新右派的理论家。
一群黑人青年袭击一名白人工人，主流媒体对其进行大肆报道和评论并把它看作行凶抢劫泛滥的一个部分，这一事件成为这本书写作的动机。
霍尔和他的同事们主张对行凶抢劫的惧怕远非是自发的，它来源于漫长的和复杂的意识形态准备过程，凭借这一过程，国家和媒体利用人们对种族、犯罪与青年的恐惧制造出一种“道德恐慌”
。
他们把这一意识形态机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社会民主共识的崩溃联系起来考察，并用葛兰西的词汇把这一情况理解为一种霸权危机，这种危机是右翼“威权主义民粹主义”
的盛行，“威权主义民粹主义”
是建立在自由市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对家庭的保守解释基础之上的新兴的霸权集团。
霍尔断言，虽然英国的大多数黑人被看作处于英国的历史与文化之外的移民，但事实上，他们是英帝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所塑造的流散人群，所以应该把他们放在英国历史的中心而不是边缘。
他们与其他人分享非洲的黑人流散经历，同时又被英国特殊的历史环境所构造。
绝大多数黑人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但是他们的一些最激烈的冲突是与种族主义的白人工人发生的，而且他们大部分也与组织化的劳工运动相脱离，他们的阶级经验已经被种族范畴过滤掉了。
上面的最后一点在“种族、接合与社会在统治中的建构”
这篇文章中得到了最有说服力的阐述。
霍尔通过与两种流行的理论选择的关系而对自己的理论进行定位：一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把种族与人种的区分看作是根源于历史经济条件基础上的现象；另一种是社会学观点，它把这种区分看作是社会与文化方面不可还原的。
对于霍尔来说，正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种族结构是历史性的而不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是它们既不能只用经济条件来解释，也不能忽略经济条件来理解。
换句话说，他试图从经济和历史所决定了的客观条件来建立种族动态学，同时坚持它们的独立性与特殊性——霍尔称其为“别的东西”
。
通过重新思考社会形态的结构动力，霍尔开拓出了一种中间观点。
借鉴阿尔都塞的观点，他把社会看作是一种“结构化的总体性”
。
其中，不同的结构层次（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与意识形态的）既是独立自主的同时又被“接合”
所连接，霍尔用“接合”
一词表示不牢固的和偶然的联系使“从属关系不再是必要的了”
。
霍尔有效地利用了这一模式对当代英国的种族与阶级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种族与种族主义是历史上偶然形成的，在社会形态的不同层次上起着作用，其中包含了统治与服从的关系。
关于黑人工人阶级，他讲道：
黑人劳动力（男性的和女性的）在经济活动以及因经济活动而产生的阶级斗争的层次上被分配为不同的经济主体；黑人劳动阶级的不同部分通过政治参与的途径（政党、组织、社区行动中心、出版物和社会运动）被重组，从而成为“政治剧院”
和政治斗争的政治力量；阶级被接合成新兴的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文化和意识方面的斗争的集体与个人“主体”
。
通过这些方式，它（种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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