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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宽容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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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关注斯图亚特·霍尔对于当下之不可避免的偶然性的特定反应（他的行为伦理学），大致描述了他回避特定的规训惯例目标的方式（他的认知伦理学），从而刻画出了他的学术实践的风格。
现在我想谈谈我认为他的理论创建所认可的身份伦理学方面的内容。
在最近的一本书中，罗曼德·科尔斯（RomandColes）很巧妙地探索了重新塑造博爱、给予和宽容伦理学的观点。
①科尔斯有兴趣重建旧的（当然，部分是基督教）宽容概念，并将它作为对话伦理学的中心美德。
他说他所赞扬的是接受的宽容，也就是说，这种宽容行为的模式应该是——接受和给予一样具有反应性，聆听和讲话一样具有反应性。
科尔斯在他书中表达的担心是，如果践行宽容的人们都很自信，都提前遭遇了各种差异、天赋异禀——无论是上帝、自由或民主——那么，这种普遍的行为是否与其他人存在联系。
科尔斯认为，这是一个独白式的——与对话的形式相反——宽容伦理学，因为它假定了一个不受影响的和自给自足的身份主题。
当然，现代康德学派主权自主的多样性是这种单向度和单一方向的宽容行为的典型实例。
他们试图构建一个文明的仁慈的个体，小心谨慎地确保避免自私并培养其尊重他人。
但不管他们是用罗尔斯（Rawls）的“无知的面纱”
还是哈贝马斯（Habermas）的交往理性的主体间领域来理解，他们仍然是“不接受的给予者”
，因为他们对差异的认同事实上取决于它的腐朽、吸收和战胜，取决于统一共识的调控理想的基础。
针对当代伦理政治理论的这些倾向，科尔斯提出了如下的警告和建议：
由于宽容无法理解它本身深深植根于对遇到的其他东西采取接受的态度，这样一来，不管它做出了多大的努力，无知、偷窃和帝国主义还是会滋生；假使需要天赋的时刻存在多种多样的特性，它会造成一种遗忘状态，不断地阻止有关给予是如何智慧地发生的问题出现。
给予最困难并且往往最高的境界是用争论的对话行为接受另一方。
这种行为不可简化为一种先验的指令“任其发展”
。
相反，它是一次削弱先验的封闭的尝试，如此，感知、智力和幸福的可能性条件，即相互转换游戏可能会茁壮发展起来。
①
在下文中，我想说明斯图亚特·霍尔提出这种平等和差异的“相互转换游戏”
，以及另一种（如他所说）不可简化的探索方式，与宽容的对话伦理学观点（和理想）非常吻合。
因为，正如我自始至终一直主张的是，斯图亚特·霍尔身份理论的与众不同之处，不仅仅是它对认识论的怀疑态度，更是因为它对接受性给予的构成性悖论持开放态度，这一悖论是归属差异的政治学追求的一部分。
斯图亚特·霍尔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写了大量文章（我已经提到了其中的一篇），从这些文章中，他一直在力求干预新的、不断激增的讨论，这些讨论中身份伦理学作为一个有关政治学的问题岌岌可危。
②我已经说过，斯图亚特·霍尔关心的是，让我们远离我们所同情的，如我们想象和经历的，作为一个持续不断的、发展进化的、自我揭露过程的身份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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