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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类型学”
唯物史观的总体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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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随着安德森及《新左派评论》对于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国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译介，英国整个人文科学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都受到了这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
这一思想的引入一方面影响了安德森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了以他为首的英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流派和思潮；另一方面影响了英国整整一代左派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知，形成了一种多元的英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文化，包括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柯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HenryWilliams）为代表的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戴维·佩珀（DavidPepper）为代表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思想流派。
其中，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和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就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和思想原则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和对峙，在反思和批判中继承、发展和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了一种极具英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文化。
在他们对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中，火力攻击最猛烈和最集中的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提出的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因为这一比喻的社会理论模式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误的倾向，即把经济基础看作唯一的决定性的要素，认为一切都可以还原为经济的层面而获得最终的解释，从而导致一种经济还原论或经济简化论的思想。
对此，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进行了全面地重估；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进行了完全地拒斥；而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则进行了坚决地保卫。
在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当中，最早对这一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进行独立思考和创作的是“文化唯物主义”
的代表人物雷蒙德·威廉斯。
他于1958年率先反对这种单纯的经济决定论的思想，认为尽管历史的最终决定因素是现实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但必须采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来加以解释。
在《文化与社会》一文中，他就有关文化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争议的理论困境：“要么艺术被动地依赖于社会现实，这一主张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或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要么艺术作为有意识的创造物来决定社会现实，这一主张是浪漫派诗人提出的。”
①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如果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艺术是被动的和消极的；如果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那么艺术是绝对积极的和自由的。
在此，威廉斯否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基础的过分强调，开始关注上层建筑领域，尤其追问了艺术的问题，从而借由对艺术的自由性和创造性的肯定而提出了上层建筑的独立性问题以及社会主体的相关问题。
随后，这种难以驾驭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非此即彼（eitheror）的理论困境在《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和上层建筑》（1973年）一文中得到了某种修正。
在此，威廉斯把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些结构性的要素不再当做一种空间结构的术语来认识，而是当做时间过程的术语来看待，认为这些要素不再是一种统一的、静止的状态，而是一种分散的、动态的过程；不再是一种理论的精确分析，而是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到了实践的层面。
他说道，我们必须重估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把‘决定论’重估为有限要素的排列和压力的释放，远离一种可预测的、可控制的内容；我们必须把‘上层建筑’重估为一系列相关的文化实践，远离一种反映的、再现的，尤其是依赖性的内容；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必须重估‘基础’，使它远离一种固定的经济或技术的抽象概念，朝向一种包含了基本矛盾和变化的处于动态过程的现实社会经济关系中的人类的具体实践活动”
①。
这样，“基础”
就从一种静态的存在转变为一种动态的过程，上层建筑也由一种被决定的位置转变为一种独立性的位置，同时，“决定论”
的概念也丧失了机械论的最初内涵。
实质上，威廉斯的这一“重估”
赞同和揭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它足够灵活，因而能够满足一种构成性的主体，一种具体的人类实践活动。
“没有一种主导的生产方式，没有一种主导的社会……没有一种主流的文化能够耗尽人类的实践、人类的能力和人类的目的。”
②因此，如果把这一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仅仅看作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这一最初命题的还原主义形式，或者把它看作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性的上层建筑这一抽象形式的话，那么，这一模式就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我们用“总体性”
（totality）的概念取代“基础”
的概念，或者“基础”
的概念中包含了人类“目的”
（iion）的概念，尤其是统治阶级领导权的话，那么，这一模式就是可以接受的。
但问题在于，由于威廉斯把社会构成看作一种构成性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决定性的结构，只强调了时间中的过程而忽视了空间中的结构，再次陷入了一种非此即彼的悖论之中，因而始终没能走出“二律背反”
的泥潭。
实际上，威廉斯对这一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的反思和创作是在与任何英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分离中进行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这一思考和创作却与英国新左派的其他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就有关基础的决定性和上层建筑的独立性等问题达成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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