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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李忠迁丹阳太守，“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
[25]；伏恭“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
[26]，等等。
在边远地区兴学的，如卫飒为桂阳太守，“修庠序之教”
；任延任九真（今越南中部）太守，建立学校，导之礼义，后迁任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名既通，悉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27]。
边远地区的地方官学，在宣传儒教，推广文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对于当时地方学校昌盛的情状，班固《两都赋》这样描写：“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汉明帝时，对地方教育愈加重视，郡国学校愈来愈多。
他曾亲率群臣至辟雍，初行大射礼，令郡、县、道行乡饮酒礼，祀周公、孔子于学校。
这是汉代学校祭孔之始。
明帝提倡学校祭孔，一直影响到清末，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尊孔子为万世师表。
汉代地方官学师资的学术水平一般不高，且兴衰无常，与中央官学没有衔接措施。
其教学内容，文献上也无明确记载，其课程设置也不像太学那样以五经为主，而大抵随着兴办者的爱好有所侧重，如文翁在巴蜀兴学，既重经学，又教法令。
寇恂在汝南，重视《左氏春秋》，任延、卫飒、韩延寿等人则重视儒家礼仪。
尽管如此，地方官学在重视推广教化这一点上却有共同之处，它们除传授儒家经典外，还宣传、推行儒家礼仪，引导民众崇德、循礼、进学。
这主要体现在：其一，各地设立学校，其目的多为改变僻陋旧习，如文翁兴学，是为了改变“蜀地僻陋有蛮夷风”
的状况，李忠“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
，等等。
其二，地方官学成了人们演礼、习礼的重要场所。
皇帝视学，也往往兴礼作乐。
地方官员更是令文学、校官、诸生演习礼容，借以引导地方的礼仪教化。
从这里可以看出，汉代郡国学校办学的主要目的是推行道德教化，注重修身，借地方官学的礼教典范来推动社会风尚的转变，培养学术人才尚在其次。
二、私学的发展
春秋时期，中国有私人讲学，战国时私人讲学风行一时，秦统一六国后，虽然在文化教育方面实行了禁私学、焚诗书等极端措施，但私人授经并未彻底禁绝，一批儒生隐匿民间，私下传经，尤其是齐鲁一带，私人讲学传统一直流风不泯。
及至汉代，宽松的政治氛围使私学又迅速发展起来。
由于当时中央太学及地方官学招纳生员有限，加上官学中缺乏蒙学这一类机构，所以大多数求学的青少年，不得不就读于私学。
再加上古文经不能立于学官，一些古文经学者，只有从事私人讲学，以与官学相抗衡。
凡此种种，都使得私学在学校数量及入学人数上，大大超过官学。
从汉代私学的教育程度看，有相当于小学阶段的蒙学，称“学馆”
、“书馆”
等；有相当于中学阶段的《孝经》、《论语》等一般经书的学习；有相当于太学的专经教育，由经师大儒自立“精舍”
“精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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