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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荣去世，“帝亲自变服，临丧送葬”
[77]，更遑论一般士子，尤其是在汉代经学重视师法的情况下，师生之间的学术继承关系简直就如同父子之间的血缘继承关系。
总之，秦汉时期的教育思想经过了由秦代法治教育、中经汉初黄老教育思想，再到武帝以后儒家教育思想的发展演变，这中间有继承，有损益，与当时政治发展演变的节律基本是合拍的。
二、董仲舒、扬雄、王充教育思想比较
董仲舒、扬雄、王充都是两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们的政治见解、思想意识、学术观点，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很大不同。
比较他们的教育思想，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住两汉教育思想的主流，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窥测这一时期教育思想的全貌。
人性学说是董仲舒、扬雄、王充关于教育作用的重要依据。
董仲舒综合了先秦的性善论和性恶论，提出了人性有善有恶论。
他认为人性是人得之于天的自然的资质，并以此为据提出了“性三品”
说，将人性分为三等：上品之人，具有圣人之性，不教而成；中品之人，为中民之性，有善有恶，教而善，不教而恶；下品之人，为至恶之性，教而难善。
“性三品”
说不同于先秦性善论，也不同于性恶论，在董仲舒眼里，有两部分人是不用教育的，上品之人与下品之人。
但教育对中品之人却起很大的作用，中品之人具有善质，但必须受了教育之后才能成为善性。
他批评孟轲的性善论，认为孟轲既然说人性已善，那就没有教育的必要了。
而实际上，多数人是有善有恶的，这样就必须用教化抑止恶，而教育正是防止恶性发展的最好工具。
他甚至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像制陶器和冶金一样，可以随意铸造，把国家的治乱兴废都归于礼乐教化，这又未免夸大了教育的作用。
和董仲舒相比，扬雄对人性以及教育的看法略有不同。
扬雄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
[78]，人的基本素质、人的基本机能有“善”
的因素，也有“恶”
的因素，二者并非一成不变的，“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
[79]。
后天是善是恶，教育起着决定性作用。
扬雄还指出，改造人性使之去恶从善，最重要的是“修性”
、“学正”
、“习是”
。
他说：“学者所以修性也。
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
学则正，否则邪”
[80]，“习非之胜是”
，“习是之胜非”
[81]，特别强调了人只有接受正确的教育，得到良好的习染，才能达到正，而不至于变邪。
王充的人性论也是有善有恶论，他不赞成“性三品”
说，也不赞成孟轲、荀况、扬雄的观点，他说：“余固以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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