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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司马迁将《离骚》发愤抒情的情感特征揭示得非常明了。
在他看来，《离骚》是因“怨”
而作，这种怨，不是个人的愁神苦思，而是由于“正道直行”
受到压抑，不得不发出惨怛呼号。
很显然，司马迁在评价屈原作品时，将自己的遭遇以及自己“发愤著书”
的主张也融合了进去。
可以说，司马迁的评价已超出了“好色不**”
、“怨诽不乱”
、“发乎情，止乎礼义”
、“言志美刺”
、“温柔敦厚”
的儒家诗教范围，更接近屈原创作中愤诽抗争的精神实质。
对于刘安、司马迁的评论，西汉末年的扬雄和东汉前期的班固都持有相反的意见。
扬雄在自己的文学评论中很少直接涉及屈原，但从他对辞赋的一些看法上，还是可以看出他对屈原楚辞的意见的。
他曾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
[35]“诗人”
在当时是《诗经》作者的专称，显然不包括屈原。
屈原是辞赋不祧之宗，“辞人之赋丽以**”
，那么屈原的作品也就在“丽以**”
之列了。
显然，扬雄仍是用儒家诗教为标准来看待屈原的。
班固从正统的儒家思想出发，对屈原及其作品都进行了贬低。
他引用《易·乾》“潜龙不见是而无闷”
，《关雎》“哀而不伤”
，《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等言论，阐发了自己“全命避害，不受世患”
，“君子道穷，命矣”
的全身自保的观点，然后指责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
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
[36]将屈原的抗争完全归结到他不识时务、露才扬己这一点上，这不啻是对屈原人格的侮辱。
班固还从儒家正统思想出发，对屈原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提出异议，认为屈原“多称崐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
。
也正因为此，他对刘安、司马迁对屈原的高度评价极力反对，“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37]。
尽管班固对屈原的为人及《离骚》的思想性、艺术风格进行了贬低，但他对屈原楚辞的文辞优美以及对汉代辞赋的巨大影响，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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