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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继《史记》而起，它对于《史记》体制上的粗疏之处作了技术改进，也出于断代需要，对《史记》体例作了调整，形成以“体方用智”
为特色的纪传体断代史新格局，推动了纪传史体的进一步发展。
《汉书》对纪、表、志、传诸部分都作了改造、补充，进一步明确了它们各自的功能，确立起整齐划一的纪传体规模，在记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方面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史记》的本纪体例繁杂，五帝、夏、商、周、秦、项羽各本纪的写法都很不同。
《汉书》则把本纪统一改为以帝王为中心的编年大事记，确立了一帝一纪的基本模式。
《史记》的项羽、高后二本纪，名曰本纪，实则传体。
《汉书》对本纪作出统一要求，如《高后纪》只详大事，摒弃琐碎，把一些具体史实归入相应列传中，这就使本纪体例更为严整，更好地发挥了它的纲领作用。
至于志、表，《汉书》除在笔法上更为严谨外，主要是新增加了《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等篇目。
它们扩大了纪传体史书的容量，成为后起各正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造后的《汉书》十志在记述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很多创新，具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在历史撰述的成熟程度上，是其他史著很难企及的。
后来书志体逐步发展，并从纪传体中分离出来，形成史学流派之一的典志体，也与《汉书》十志撰写成功的影响有一定关系。
《汉书》对列传的改动也很大。
它适应历史的变化，去掉世家，把这部分内容并入列传，简化了纪传史体。
《史记》的列传在体例上很不一致，《汉书》作了整齐划一的工作。
它改变了《史记》传主年代顺序混杂不一的状况，所记人物大体以年代顺序相次，读者批阅可参照前后，容易获取对各历史阶段的全面认识。
它改变了《史记》列传编排凌杂参差的做法，基本是专传合传在前，类传统一编排在后，类传的顺序也是先中国后四夷。
这就使全书眉朗目清，条理分明，给读者提供了很大方便。
它也改变了《史记》列传随意命名的方式，基本上统一以姓名标目。
这体现了史、汉的圆方差异，难评高下，但《汉书》篇目整齐，对后世影响要大一些。
在体例上，《史记》的“圆而神”
，与《汉书》的“方以智”
各具特点，又能各极其致，因而未可轩轾。
但是，“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
[59]，则是我们必须肯定的。
三、多种专史领域的开拓
《汉书》以十志为主干展开多种专史的撰述，为古代学术开辟了新领域，也在扩展纪传史体容量，扩大史书记事范围方面作出重大突破。
在这个突破中，班固既为人们提供了广泛丰富的知识，显示出《汉书》的博洽，又对封建社会及历史问题作了积极探讨，阐发出他成熟的历史见解。
书中各专门史的撰述围绕着国家职能、社会经济、民族历史和学术文化几个方面展开。
对国家职能的阐述在书中占首要地位，成就也最大。
《礼乐志》对《史记》的《礼书》、《乐书》作了大量改订增补，是《汉书》阐述国家典章制度的重要篇章。
篇中以礼为重点，首先阐述了礼乐的各自功能和它们治国平天下的重要作用，接着叙述了周至东汉初礼乐制度演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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