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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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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东北、蒙古、西北、西南及南方各地的少数民族，由于社会状况的不同，宗教文化习俗的差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汉族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区域性与民族性的特色。
一、汉族与满族、蒙古族的文化交流
汉族与满族的文化交流 明代满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与汉文化对其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就文字而言，明代前期，从金代沿袭下来的女真字，仍在女真地区使用。
但汉字在女真人中广为流行，“凡属书翰……用汉字代言者，十之三四”
[85]。
努尔哈赤本人就通女真、蒙古、汉三种语言，掌握蒙古、汉两种文字。
皇太极也精通汉语。
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努力下，一些精通女真、蒙、汉等语言的女真学者主要参照蒙文，“又照汉字，增造字样”
，先后创制了老满文和新满文。
清朝统一中国后，新满文与汉文并行，通行于全国。
由于汉字在女真人中广泛流传，因此熟悉汉文化的女真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后金兴起前后，随着与明朝和汉族的交往增多，迫切需要一批通汉文的满族统治人才。
为此，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延请大量汉族知识分子讲授汉文，令满族学者将汉文典籍译成满文，并于天聪四年（1630年）设置同文馆，专门从事翻译工作。
著名的满族学者达海完成了《刑部会典》、《三略》、《万宝全书》等书的翻译，未完成的有《孟子》、《三国演义》、《资治通鉴》、《六韬》、《大乘经》等。
这些汉文典籍的翻译，方便了满族子弟学习汉文化，如达海的三个儿子就因“勤习汉书”
[86]受到皇太极的重奖。
除汉字和汉文典籍外，汉文化对满族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绘画、建筑、礼俗、宗教、祭祀、舞乐等方面。
如沈阳故宫各个宫殿，饰以绿剪边。
大政殿八角重檐建筑、周围廊式、大木结构、五彩斗拱、殿内顶部天花降龙藻井等，都吸收运用了明代汉族建筑所固有的风格。
努尔哈赤葬身的东陵，所植松木，所立石狮、石象、石虎、石马、石驼，仿效了汉族自古沿袭的山陵建制。
满族古老的宗教萨满教，到明代时也已融入汉文化的成分，在他们所祭祀的诸神中，已有关帝这种明显带有汉文化色彩的神。
但满汉两种文化的交流不是单向的，在汉文化对满族文化施以影响时，满族文化也对汉文化产生了一些影响。
有的论者认为“满族文化（包括音乐）对东北汉族及其他邻近民族的影响不可低估”
[87]。
清在入关前，满族文化对辽东汉人的影响是不小的，福格的《听雨丛谈》中曾记载内务府汉人“从满洲礼者，十居七八”
，汉军中“从满洲礼者，十居一二”
。
此时满人却无从汉人礼者。
“总的趋势是以满族的影响为主”
[88]。
明末清初的燕京语（南城汉语）和辽南语（内城汉语），由于满语腔调和词汇的撞击、融入而发生变异，进而导致新的北京话的产生。
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汲取了许多满语的词汇，如“妞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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