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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编个罪问题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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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地区惩治贪污之法制演进与检讨
靳宗立[1]
一、概说
肃清官箴、打击贪腐，不论古今中外，均系国家法政严重关切的议题。
除1912年《暂行新刑律》以来普通刑法“渎职罪”
章中均设有基本规范外，在特别刑法方面，1914年袁世凯担任大总统时，即曾公布《官吏犯赃治罪例》，严惩贪污官吏；其后，1921年新《官吏犯赃治罪例》，采限时法之立法。
[2]
殆至国民政府时期1938年6月27日公布施行“惩治贪污暂行条例”
；至1943年6月30日更名为“惩治贪污条例”
，并于1946年1月1日、1948年11月25日、1949年9月29日、1950年6月2日修正部分条文，施行至1954年6月1日废止。
嗣再于1963年7月15日公布施行“戡乱时期贪污治罪条例”
，并于1973年8月17日修正部分条文；至1992年7月17日修正并更名为“贪污治罪条例”
，又于1996年10月23日、2001年11月7日、2003年2月6日[3]、2006年5月30日、2009年4月22日、2011年6月29日、2011年11月23日修正或增订部分条文，施行至今。
由于百年来惩治贪污刑事规制之详细过程极为繁杂，本文主要以宏观法制演变之立场予以观察，并针对制度演进之重点，分点加以探讨。
二、惩治贪污之刑事规制
（一）普通刑法
《暂行律》即有“渎职罪”
之设，主要目的系处罚官员之行为有害于其职务之尊严及信用者。
当代民主法治国家依国民主权原理，系因国民之授权而有国家之统治权力；惟国家本身仅属观念存在，无法亲自行使统治力，遂有依法设置机关组织，分权设职，由众多公务人员代为执行。
因此，为维持国家制度运作之顺遂，以不负国民之所托，一方面，对于破坏组织制度运作之行为，在符合刑罚最后手段性之考虑下，当有动用国家刑罚权之必要。
另一方面，受国家委任代为执行统治权力之公务员，倘不依法行事，其情节或轻或重，如已违反公务执行之适正性，甚至已违反公务员之廉洁性，此类公务员渎职行为，即有入罪处罚之必要。
以下兹就普通刑法历来有关贪污犯罪规定之演变说明如后。
[4]
1.1912年《暂行律》
《暂行律》第6章为“渎职罪”
自第140条至第152条，其中与贪污犯罪有关之立法要点主要在于“贿赂罪”
，兹析述如后。
（1）不正行为。
称“不正”
者，与“不法”
、“不当”
字义不同，乃明知违背律例，而故意为不正不当之行为者也（于其余各条之用例亦同），例如明知不属自己管辖，而为曲庇或陷害被告，故意受理其刑事案件；又如明知属自己管辖之民事诉讼，而曲庇被告，欲使原告失败，故意不为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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