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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展伦理学:能否超越西方中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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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伦理学对人们重新认识发展的本质、过程、目标都具有重要意义。
但也不可否认,目前的西方发展伦理学也存在文化态度上的西方中心论、基础观念上的简单进化论、研究方法上的抽象理性主义等问题。
本节揭示目前的西方发展伦理学与西方中心论的深层共谋,反思造成这种共谋关系的原因,探索发展伦理学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可能路径。
(一)西方中心论的逻辑元点与哲学本质
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NormanDavies)、美国著名全球史学家杰里·本特利(JerryBentley)等人看来,西方中心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公元前500年至前479年的希波战争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历史起点。
“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与外界的联系把他们带入与波斯帝国的直接对抗中,爆发了长期的战争,即希波战争。”
公元前490年,“尽管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雅典人还是在马拉松战役中打败了波斯军队”
。
公元前480年,“希腊舰队在雅典人的领导下,在萨拉米斯湾海战中击溃了波斯海军”
。
[1]与一系列胜利相伴的“希波战争给予了免予波斯统治的希腊人一种持久的认同感。
自由的希腊被看成是‘光荣的西方’,‘自由之地’,美与智慧的故乡。
东方则是奴隶制度、暴政和无知的所在地”
[2]。
对东方外族入侵的成功抵御,使希腊人树立起一种深层文化自信,当这种文化自信走向片面、夸张,扭曲为对东方世界、东方人的歧视时,就成为一种西方中心论。
“这是一个极端主观的看法。
但是它为一种顽固地把‘文明’与‘欧罗巴’和‘西方’联系在一起的传统提供了基础。”
[3]
之所以说西方中心论是一种片面、扭曲、夸张的文化自信,是因为这种自信建立在放大自身成功、忽视自身问题的基础上。
戴维斯认为:“发生在马拉松平原(公元前490年)、在温泉关和萨拉米斯湾的入侵的波斯人被挡住和击退的战斗受到了无尽的颂扬。
与此相反,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借助波斯人的支持取得的对雅典的不光彩胜利,或底比斯(Thebes)对斯巴达无情的压制,则很少受到注意。”
[4]而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中,希腊城邦之间的自相残杀,“神圣希腊”
与西方中心论的倡导者更是不太愿意提起。
也就是说,在历史起源这个意义上,西方中心论也就是一种通过对希腊文明进行片面抽象提升、主观浪漫夸张所形成的不恰当的、片面的文化自信。
西方中心论总是与“神圣希腊”
相伴随。
经过文艺复兴对古希腊的再发现、“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时代的特殊辩护”
,古希腊成为“人类历史最令人惊讶的时期”
。
[5]以片面的认识、扭曲的自信为基础的“神圣希腊”
终成为西方中心论的精神家园、情感源头。
在黑格尔那里,西方中心论与“神圣希腊”
达到了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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