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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译出翻译的最佳模式——合作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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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译出翻译单独由母语是译入语的译者和母语是外语的译者都有缺点，要保证译出翻译的质量，最佳模式应该是非母语译者和母语人士的合作。
合作翻译模式在中国翻译史上并不陌生，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和明清时期的基督教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大多采取此模式。
这种合作翻译一般是由外国人口译，中国人笔录，在中国翻译史上被称作“西译中述”
模式。
英国学者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合作翻译：
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
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
若有难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
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
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
有数要书，临刊时华士与西人核对；而平常书多不必对，皆赖华士改正。
因华士详慎郢斫，其讹则少而文法则精[1]。
在当时懂外语的中国人很罕见的情况下，这一翻译模式对引进和输入印度和西方的宗教经典作品和科技文献、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促进中国与外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西方，合作翻译也有悠久的历史。
从七十二贤士译《圣经》到十二三世纪西班牙托莱多学院学者们联手把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作品翻译到本地语和拉丁语以及现代的《圣经》翻译，其翻译形式都是一种由译入语是非母语的译者和母语人士进行的合作翻译[2]。
奈达在《翻译科学探索》（1964）一书中还从《圣经》翻译的经验出发，从理论上探讨了这种合作翻译中应注意的很多实际问题。
奈达认为，理想的译者既精通源语又精通译语。
但由于译者很难同时具备该种双语能力，他认为这些能力可以由多个人来分担译者的角色。
在一个翻译团队中，可由一个人负责阐释源语的意义，一个人负责建议译入语中对等的意义，第三人则负责风格方面的问题[3]。
中国香港学者孔慧怡以自己审校、修改张爱玲英译的《海上花列传》为例，论证了合作翻译模式是保障译出翻译质量的有效方法[4]。
《海上花列传》是清朝作家韩邦庆用苏白方言创作的章回体小说。
张爱玲在20世纪80年代曾用现代汉语译注本书，后来又将其译成英语。
张爱玲在世时就已译完全书，却一直未能出版。
孔慧怡应出版社的要求对张译本进行了为期三年的修改，重译了全书的60%，该书才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孔慧怡引用下面的两个例子说明了张译本中存在的问题：
例3
原文:（王莲生因为两个女“先生”
为他大打出手而心中郁结，晚上小聚的时候意兴阑珊，所以旁的人派了双玉陪他）只见周双玉冉冉归房，脱换衣裳，远远的端坐相陪，嘿然无语。
莲生自然不去兜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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