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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业师陈恭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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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恭禄先生遗著《中国近代史》（简约本）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问世，我作为现今仅存的少数受业于陈先生者之一，确实感慨万千。
金陵大学仿行牛津导师制，新生从入学之始就有一位指定导师。
陈恭禄先生是我的导师，照例要找我谈谈话，介绍校、系情况。
陈先生话不多，主要是帮助我选课，但也只不过说说而已，让我自己随意选定。
他给我的印象很像一位冬烘塾师，一袭旧布长袍，还不到50岁就已经“谢顶”
，显得有点老态龙钟。
说来惭愧，我当时三心二意，痴迷于文学写作，并未认真攻读历史专业。
所以除听课交作业以外，我从未主动利用课余时间向他请教。
倒是贝德士夫妇对学生非常热情，常在家中举行Party，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而且还帮助我向美国新闻处与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阅览室借阅最新出版的印第安文学书籍。
我在金大历史系就读时间不到两年半，加以性格比较内向，所以与老师关系比较疏远。
直到1954年在华中师院主讲中国近代史后，这才感到未能完成历史系本科学业的遗憾，并且多次通过信函向恭禄老师请教有关教学、科研方面的问题。
尽管当时他的处境已经日趋艰难，但仍热心为我指点治学门径。
事后我才知道，就是因为陈伯达在《四大家族》一书中直指他是“反动历史学家”
，恭禄老师在南大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为当然批判对象，甚至连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主干课程都不能担任，只能讲点史料学之类辅助课程。
他本来是南京地区的知名教授之一，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册《中国近代史》堪称开山之力作，许多中外著名学者如钱存训、程千帆、吴天威、牟复礼（FrederickWadeMote）、陈大端等，都曾先后受业于他的门下，眼界甚高的顾颉刚也充分肯定他的中国通史与中国近代史著作。
可是，自从1952年金陵大学并入南京大学以后，他却始终未能志气发舒，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直至1966年10月病故。
人们对此感触颇深，如果仅凭一位权威人士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很难认为这种社会是正常的。
不过，“**”
以后情况总算有了明显变化，他的主要遗著陆续出版或再版，学校与社会对他也逐渐恢复了尊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经过三四代学人共同努力，编写出版的500余万字的《中国近代通史》巨著，对陈恭禄先生及其《中国近代史》一书如此评述：“代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陈恭禄，作为一名教会大学的教授，受西方影响很大。
他的政治理想以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为楷模。
他的《中国近代史》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英雄人物为核心，这种学术方法使他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评价和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与当时社会主流知识分子观点非常接近。
在涉及现实时，他在某些问题上认同于国民党政权，但在内心，对中国社会的出路，既不寄希望于国民党也不将理想寄托于共产党；他希望走一种两党之外道路。
作为一个无党无派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从自己的学术立场得出了中国社会走向的结论，表征着中国社会中间势力的代表——自由派知识分子共同的政治取向，这是时代在他著作中投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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